五參議辭職 之后，西鄉(xiāng)隆盛回鹿兒島辦學去了。到底西鄉(xiāng)的偉大，在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來。可惜后來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斷送了。五參議里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時代之前就主張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聯(lián)合了后藤、副島、江藤主張開設(shè)民選議院，發(fā)起愛國公黨。后來江藤遭了橫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說：“這樣沒有耐性的孺子，萬萬干不了大事?！碧崞鸢氩俊睹窦s論》，唱著“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號，回到土佐藩里組織立志社，大倡民權(quán)自由主義。西鄉(xiāng)隆盛舉兵失敗之后，單想用武力改業(yè)的無效，已經(jīng)是證明了。差不多的武士們，也不敢再舉兵了。迎著板垣的《民約論》，東也發(fā)起一個政社，西也發(fā)起一個政社。武士丟了刀，變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愛國社，成了政治運動的中心。一變?yōu)椤皣鴷诔赏恕?，再變?yōu)樽杂牲h。不附和五參議辭職的大隈重信 ，也組織了改進黨。這一個普遍而深切的民眾運動，在一方面促進了日本的民權(quán)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事業(yè)，一方面促進了一般青年智識為后來科學發(fā)達的基礎(chǔ)；而現(xiàn)在的社會運動，也種因于此時。我們細細從種種方面考察起來，就曉得不止日本的立憲政治由此而生，連一切勞動運動、婦女運動，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運動，直接間接，都脫不了此時的關(guān)系。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與革命黨，軍閥與商人，保守與進步，每一個偉大的時代轉(zhuǎn)換，必然是兩面分化著，適合于當時人們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斷地進步。讀歷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義者在建設(shè)上的功績，也就不懂得革命主義者在建設(shè)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黨，有了議院，和議院站在相對地位的政府當然要想操縱議會，操縱政黨。操縱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壓迫，一個是收買。再從經(jīng)營工商業(yè)的人一方面看，沒有政黨，沒有議院，一切運動，只要對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議院和政黨，他們拿著立法權(quán)，所以無論什么問題，都非聯(lián)絡(luò)議員、買通政黨不可。從政黨本身看，政黨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權(quán)，不能夠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權(quán)。要掌握政權(quán)、接近政權(quán)，先要擴充黨勢。金錢這樣東西，當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黨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黨的必要，政黨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時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潔白的領(lǐng)袖和黨員，用不來卑劣手段、受不慣勢力壓迫，當然干不了這樣的勾當，自由黨之所以解體，原因完全在此。其后進步黨的基礎(chǔ)，也隨著自由黨的解體而動搖。最初成立兩大政黨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軍閥的旗下。在“政治”這樣茫茫大海里游來游去，打翻身、玩花頭的政客們，一定不是走官僚軍閥的路子，便是靠資本家的豢養(yǎng)，朝秦暮楚，總是為的“政權(quán)”、“財權(quán)”。但還得不著政權(quán)、財權(quán)，只不過依靠政權(quán)、財權(quán)，討得多少殘羹剩粥。強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這雖不是日本一國獨有的弊病，但是在民權(quán)的基礎(chǔ)尚未確立、立憲政治的體用尚未具備時，僅靠著依附弄權(quán)過日子的日本政黨，這樣的毛病更是多極了。所以我說，政黨的生命，必須要維持一種堅實的獨立性。要具備革命性，才能夠維持真正的獨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卻，獨立性也就不能具備。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獨立性呢？當然不外乎“革命的主義”、“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這三樣東西，更靠革命的領(lǐng)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離開了板垣之后的自由黨，一變再變成了什么樣子？政黨變成了股票交易所；政黨的干部，變成了“掮客”的公會；而軍閥、官僚和商人，卻成了有財有勢的顧主。明治維新的末運，便由此現(xiàn)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