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惠、戴本身學問論，戴不如惠，但惠氏不再傳而奄息，戴的弟子在清代放極大異彩，這也有二種原因：

(一)惠氏墨守漢人學說，不能讓學者自由探求，留發(fā)展余地。戴氏從音韻上辟出新途徑，發(fā)明“以聲音合文字，以文字考訓話”的法則。手段已有高下。

(二)惠氏揭漢學的旗幟，所探求的只是漢學。戴氏并非自命為漢學，叫人從漢學上去求新的發(fā)見，態(tài)度上也大有不同。戴氏的四弟子，成就都很多，戴氏不過形似漢學，實際尚含朱子的臭味，他的弟子已是擯除凈盡了。今將其四弟子分別說明如下：

(一)孔廣森講音韻極精，著有《詩聲類》一書。

(二)任大椿著有《弁服釋例》一書，很確實的。

(三)段玉裁以《六書音韻表》、《說文解字注》聞名。

(四)王念孫本非戴的傳經學生，戴在王家教授時，只不過教授些時文八股。王后來自有研究，所發(fā)明的比上列三家較多，《廣雅疏證》一書，很為學者所重。

上列四家，孔、任尚近漢學，段已和漢學不同，王才高學精，用漢學以推翻漢學，誠如孟子所謂“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于是殺羿”了。

王念孫及其子引之著《經義述聞》，引用漢代訓詁，善于調換，于諸說中采其可通者，于是佶屈聱牙的古書，一變而為普通人所能懂得了。歷來研究經學的，對于名詞動詞有人研究；關于助詞，都不知討論。王氏父子著《經傳釋詞》，于古書助詞之用法列舉無遺，實于我們研究上有莫大的便利，如《孟子》中“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二句，本不易解，王氏訓“乎爾”為“于此”、“于彼”，便豁然可悟了。我以我們不看《經傳釋詞》，也算是虛詞不通。

上列二派，在清代稱為“漢學”，和“宋學”對立，厥后崛起的為常州派，是今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