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典章制度，多仍唐時之舊。宋人拘守唐人的注疏，更甚于唐人，就是詩賦以經(jīng)命名的，也不許抵觸孔、賈的主張。當時有人作“當仁不讓于師賦”，將“師”訓作“眾”，就落第了。邢咼作《論語》、《孝經(jīng)》疏，拘守孔、賈所已引用的，已是簡陋，那些追隨他們的后塵的，更是陋極。宋代改“明經(jīng)科”為“學究科”，這“學究”兩字是他們無上的諢號。

在思想不能自由發(fā)展環(huán)境之下，時勢所趨，不能不有大變動，因此宋代學者的主張就和以前趨于相反的方向了。揭反向旗幟的人，首推孫復。他山居讀書，治《春秋》以為三傳都不可靠。這種主張，在唐人已有趙匡、啖助創(chuàng)議于先，孫不過推衍成之。繼孫復而起，是歐陽修，他改竄《詩經(jīng)》的地方很多，并疑《易》的《系辭》非出自孔氏，立說之中很多荒謬，因為他本是文人，非能說經(jīng)的。同時有劉敞字原甫說經(jīng)頗多，著有《七經(jīng)小記》，原本今雖不存，但從別書考見他的主張，雖和注疏背馳，卻不是妄想臆測。神宗時王安石治經(jīng)，著有《三經(jīng)新義》，當時以為狂妄。原書已難考見，但從集中所引用的看來，也不見得比歐陽修更荒謬，想是宋人對于王安石行為上生怨惡，因此嫌棄他的學說。王的學說，傳至弟子呂惠卿輩，真是荒謬絕倫，后來黃氏有《緗素雜記》，把《詩經(jīng)》看作男女引誘的談論，和《詩經(jīng)》的本旨就相去千里了。

宋儒治經(jīng)以意推測的很多。南宋朱文公憑他的臆測釀成很多謬誤。朱氏治經(jīng)，有些地方原有功于經(jīng)，但是功不能掩過?，F(xiàn)且分別指明：

(一)《易經(jīng)》本為十二篇，鄭、王合《彖辭》于經(jīng)，已非本來面目，朱氏分而出之，是他的功。他取陳摶的《河圖》、《洛書》并人《易經(jīng)》——《河圖》、《洛書》由陳摶傳至邵康節(jié)，再傳至朱文公，他就列入《易經(jīng)》。有清王懋竑為朱文公強辯，謂《河圖》、《洛書》非朱文公所列，那就太無謂了。因為朱文公對于道士煉丹之術，很有些相信。他曾替《參同契》漢時道家書作注釋，在書上署名“空同道士鄒炘”，“鄒”、“朱”雙聲，“炘”、“熹”通訓，他的本名已隱在里面了。這是他的過。分《易》是還原，為功很小；增《河圖》《洛書》是益迷信，過很大?？梢哉f是功不掩過。

(二)朱文公從文章上，懷疑《偽古文尚書》開后人考據(jù)的端續(xù)，是他的功夫；他懷疑《書序》今文所無古文所有也是偽托，他的弟子蔡沈作集傳，就不信《書序》，是他的過。這可說是功過相當。

(三)古人作詩托男女以寓君臣，《離騷》以美人香草比擬，也同此意。朱文公對于《詩序》唐時《本事詩》相類解詩指為國事而作，很不滿意，他逕以為是男女酬答之詩，這是不可掩的過。當時陳傅良反對朱文公，有“城闕為偷期之所，彤管為行淫之具”等語不見于今《詩傳》，想已刪去。清人亦有指斥朱文公釋《丘中有麻》詩為女人含妒意為不通者。

與朱文公同時有呂東萊，治毛詩很精當，卻不為時人所重。元代，朱子學說大仃，明代更甚。在這二代中，經(jīng)學無足觀，士子受拘束也達極點，就激成清代的大反動。

清初，毛奇齡號西河首出反對朱子的主張。毛為文人，于經(jīng)沒徹底的研究，學說頗近王陽明。他駁斥朱子的地方固精當，他自己的主張，和朱子一般荒謬。朱子注《四子書》，也有援引原注的，毛也一并指斥無余了。繼起為胡渭(朏明)，他精研地理，講《禹貢》甚精當，對于《河圖》、《洛書》有重大的抨擊。在那時雙方各無所根據(jù)，憑主觀立論，都不能立于不敗之地，漢學便應運而起。

閻若璩力攻古代書籍已和漢學接近，不過對于朱子，不十分叛離，有許多地方仍援用朱說的。后江慎修出，對于音韻有研究，也傾向到漢學，但未揭明漢學的旗幟。

揭漢學旗幟的首推惠棟定宇，蘇州學派，他的父親惠士奇著《禮說》、《春秋說》已開其端，定宇更推揚之，漢學以定。他所謂漢學，是擯斥漢以下諸說而言?；萜”睂W，著有《九經(jīng)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等書，以《周易述》得名。后惠而起有戴震東原，他本是江永的弟子，和惠氏的學說不十分相同，他著有《詩經(jīng)小傳》等書，不甚卓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