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處士橫議，秦始皇所最憤恨，就下焚書坑儒等兇辣手段。漢初雖有人治經(jīng)學，對于“九流”，依舊懷恨，差不多和現(xiàn)在一般人切齒政客一般。漢武帝時，學校只許讀經(jīng)學，排斥諸子百家了。

漢初經(jīng)學，一無可取，像董仲舒、公孫弘輩，在當時要算通博之儒，其他更伺足論!西漢一代，對于哲理有精深研究的，只有揚雄一人。韓退之把荀、揚并稱，推尊他已達極點。實在揚雄的學說，和荀、孟相差已多；秦漢以后的儒家，原沒有及荀孟的。不過揚雄在當時自有相當?shù)牡匚缓蛢r值。西漢學者迷信極重，揚雄能夠不染積習，已是高人一著。他的《法言》，全仿《論語》，連句調(diào)都有些模擬，但終究不及《荀子》。宋人說“荀子才高，揚子才短”，可稱定評。

東漢學者迷信漸除，而哲理方面的發(fā)見仍是很少，儒家在此時漸出，王符《潛夫論》、王充《論衡》，可稱為卓異的著述。王符專講政治，和哲理無關(guān)。王充也有歸入雜家的在《論衡》中幾于無迷不破，《龍?zhí)摗?、《雷虛》、《福虛》等篇，真是獨具只眼。他的思想銳敏已極，但未免過分，《問孔》、《刺孟》等篇有些過當之處。他又因才高不遇，命運一端總看不破，也是遺限。王充破迷信高出揚雄之上，揚雄新見解也出王充之上，這兩人在兩漢是前后輝映的。

漢人通經(jīng)致用，最為曹操所不歡喜；他用移風易俗的方法，把學者都趕到吟詠一途，因此三國的詩歌，很有聲色。這是曹操手段高出秦始皇處。

魏晉兩朝，變亂很多，大家都感痛苦，厭世主義因此產(chǎn)生。當時儒家迂腐為人所厭，魏文帝輩又歡喜援引堯、舜，竟要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所以，“竹林七賢，，便“非堯、舜，薄湯、武”了。七賢中嵇康、阮籍輩的主張和哲學沒有關(guān)系，只何晏、王弼的主張含些哲學。何晏說“圣人無情”，王弼說“圣人茂于人者神明，同于人者五情”，這是兩個重要的見解。郭象承何晏之說以解《莊子》，他說：“子哭之劫，在孔子也不過人哭亦哭，并非有情的?！睋?jù)他的見解，圣人竟是木頭一般了。佛法中有“大乘’，“小乘”，習“小乘”成功，人也就麻木，習“大乘”未達到成佛的地位，依舊有七情的。

自魏晉至六朝，其間佛法人中國，當時治經(jīng)者極少，遠公是治經(jīng)的大師。他非但有功佛法，并且講《毛詩》講《儀禮》極精，后來治經(jīng)者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佛法入中國，所以為一般人所信仰，是有極大原因：學者對于儒家覺得太淺薄，因此棄儒習老、莊，而老、莊之學又太無禮法規(guī)則，彼此都感受不安。佛法合乎老、莊，又不猖狂，適合脾胃，大家認為非此無可求了。當時《弘明集》治沸法，多取佛法和老、莊相引證。才高的人，都歸人此道，猖狂之風漸熄。

程頤像

程頤，宋代理學家和教育家。字正叔，人稱伊川先生，北宋洛陽人。為程顥之胞弟。歷官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jiān)教授。

歷觀中國古代，在太平安寧之時，治哲學的極少，等到亂世，才有人研究。隋唐統(tǒng)一天下，講哲理的只有和尚，并且門戶之見很深，和儒家更不相容。唐代讀書人極不愿意研究，才高的都出家做和尚去。我們在這一代中，只能在文人中指出三人，一、韓昌黎，二、柳子厚，三、李翱。韓昌黎見道不明，《原道》一篇，對于釋、老只有武斷的駁斥。柳子厚較韓稍高，他以為天是無知的。李翱韓昌黎的侄倩是最有學識的文人，他著《復性篇》說，“齋戒其心，未離乎情；知本無所思，則動靜皆離”，和禪宗很近了。李后來事藥山，韓后來事大顛，李和藥山是意氣相投，韓貶潮州以后，意氣頹唐，不得已而習佛法的。韓習佛法，外面還不肯直認，和朋友通信，還說佛法外形骸是他所同意的。儒家為自己的體面計，往往諱言韓事大顛，豈不可笑!實在韓自貶潮州以后，人格就墮落，上表請封禪，就是獻媚之舉，和揚雄獻符命有甚么區(qū)別呢?大顛對于韓請封禪一事，曾說：“瘡痍未起，安請封禪!”韓的內(nèi)幕又被揭穿，所以韓對于大顛從而不敢違。韓對于死生利祿之念，刻刻不忘：登華山大哭，作《送窮文》，是真正的證據(jù)。韓、柳、李而外，王維、自居易也信佛，但主張難以考見，因為他們不說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