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本土城市文化恐怕亦經(jīng)歷了一場天翻地覆的“品味區(qū)隔”歷程，在這過程里，TVB和《號外》扮演了不一樣的詮釋角色，如果前者屬于街坊普羅，后者便是中環(huán)宇宙，《穿Kenzo的女人》代表著《號外》，吹響了關乎“文化品味”的圣戰(zhàn)號角，作者不僅透過故事中人的愛戀迷夢辨認、建構了一個對于絕大部分香港人來說肯定是炫目的、華麗的、陌生的商品符號系統(tǒng)（從服裝到發(fā)型、從食物到音樂、從住屋到裝潢、從旅游地點到做愛場地，一天二十四小時的起居生活所需無不成為書內(nèi)人物的品味區(qū)分判準），以區(qū)別于TVB的電視藝員式的消費形態(tài)（狄波拉和何守信的穿著打扮便在書內(nèi)屢遭調(diào)侃），更常直接借作者之口對這系統(tǒng)進行意義詮釋，反復告訴讀者：這是好的，那是壞的；那種吃法是好的，這種吃法是壞的；這樣的選擇是好的，那樣的選擇是壞的。透過說故事，錢瑪莉其實亦在對香港說著大道理。

但必須注意的是，呂大樂說“理直氣壯地、毫無歉意地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是《號外》的特色之一”固然是對的，可是“香港人”亦有階層屬性之分，錢瑪莉所代表的正是某類獨特的、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別忘了當時也有另外幾群本土年輕人分別搞著《70年代雙周刊》和《年青人周報》之類的刊物），這群人掌握了大學精英教育的文化資本優(yōu)勢，在七十年代中后期的香港社會里，介入傳媒，高談闊論，利用不同的書寫、言說位置辨認、建構自己的文化階層和“次階層”；換句話說，他們其實不僅在“反映”本土社會的某個文化階層的存在狀況，更同時在催生、促成、整固這個文化階層的存在意義。在各式各樣的商品消費和消費儀式里，透過分殊策略，這類香港年輕人發(fā)現(xiàn)了自己、宣示了自己、也肯定了自己。（我又聯(lián)想到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Catherine Vance Yeh在《Shanghai Love:Courtesans，Intellectuals，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1850-1910》書中的分析，晚清“上海才子”在筆記、章回小說、游記、冶游品監(jiān)等寫作和出版過程作出了“自我書寫”，認清了自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