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明斯基認為政府資產負債表的狀況會決定對私營經濟資產負債表的影響(Minsky，1963)。由于政府赤字將向私營資產中增加安全性高的政府債券(第2章討論的政府支出赤字的影響之一)，政府增加支出引起的擴張會導致私營經濟擴張，但不會給企業(yè)帶來一個脆弱的資產負債表。不過，一次大的經濟擴張將使稅收收入增長快于私營經濟收入增長，政府預算會得到改善(趨向于盈余)，而私營經濟收支將出現惡化(趨向于赤字)。當明斯基把卡萊茨基方程放入他的說明中時(正如他在本書和162所做的)，他就能解釋預算的反周期調節(jié)如何自動使利潤趨于穩(wěn)定，既能限制繁榮中利潤繼續(xù)高漲，也能限制衰退中利潤不斷下降。

把卡萊茨基對利潤的觀點和他的投資周期理論結合起來，明斯基認為，只有當未來的投資可以預期，投資在當前才可能發(fā)生，因為未來的投資將決定未來的利潤(參見總模型)()。而且，由于當前的投資只能證明“過去”的決策是正確的，對“未來”的預期影響著償還購買當前資本資產進行融資所欠債務的能力。在明斯基研究這些很容易被擾亂的投資的過程中，涉及復雜的時間關系(見)。一旦這與“二價制”方法相聯系，顯而易見，任何降低預期未來盈利能力的事情就會促使資本的需求價格低于供給價格。這會減少投資額和“當前”的利潤直到低于確認“過去”預期所必須的水平，當之前的資本項目開始實施時，需求價格依賴于“過去”的預期。可以證明借款人和貸款人風險之中包含的安全邊際是不夠的，必須修訂需要達到的安全邊際。

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明斯基繼續(xù)發(fā)展他的金融不穩(wěn)定性假說，把對投資理論所作的拓展不斷結合起來。他添加了卡萊茨基方程，結合了“二價制”體系，包括進更為復雜的關于部門平衡的論述。那些年里，他增進了對銀行的認識，認為聯邦儲備銀行試圖控制貨幣供給是徒勞無功的。他也擴展了分析使對待所有企業(yè)像對待銀行一樣。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創(chuàng)造貨幣，畢竟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舉債獲取資產，問題是讓人們接受它()。他還認為，正是美聯儲被創(chuàng)立出來，通過創(chuàng)造企業(yè)債務提供流動性來扮演最終貸款人角色之后，它就不再傾向于使用票據貼現工具了()。實際上，美聯儲主要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提供準備金，這極大地限制了美聯儲通過確定可以接受的擔保物和仔細審查借款人資產負債表來確保金融體系安全穩(wěn)定的能力。相反，由于試圖限制準備金只會導致銀行業(yè)務的創(chuàng)新和鼓勵“非銀行”融資的擴張，最后要求實行“最終貸款人干預”甚至是“緊急救援”去承擔那些冒險者業(yè)務所造成的后果()，所以美聯儲堅持依靠弗里德曼的簡化貨幣主義觀點，美聯儲的基本作用就是“控制”貨幣供給進而控制經濟總體運行(實際上根本控制不了)。與旨在維持總需求的反周期性赤字一起，這類政策不僅能阻止經濟陷入深度衰退，也會產生長期的通貨膨脹壓力。

“大蕭條”會再次發(fā)生嗎？

明斯基認為“大蕭條”代表了資本主義的失敗，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成立“大政府”和“大銀行”，他常用“大”這個詞來表示政府的規(guī)模、公共支出的水平、中央銀行以及各種新政改革措施(參見；Minsky，1993)。盡管二戰(zhàn)后出現的經濟體與以往相比有根本區(qū)別，而且顯得更富有活力，但明斯基總是質疑“IT”(大蕭條)是否會再次發(fā)生。他的答案是暫時“不會”：已經提出的政策空間的上限和下限使戰(zhàn)后的頭幾十年不會發(fā)生債務通縮。不過，在明顯具有活力的金融體系背景下，經濟發(fā)展可能給違約拖欠債務的“雪球”打開大門，最終會完全打破設定的限制。如果制度約束不能適應環(huán)境變化，或者更糟糕的是，大蕭條的教訓被完全拋到腦后，以至于危險的“自由市場”思想左右了政策，上述情況就更可能發(fā)生。當然，這些事情都已成為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