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二戰(zhàn)爆發(fā)后不久，凱恩斯和他劍橋的學生們受命為政府辦事。后來的事實證明，凱恩斯的有效總需求理論在戰(zhàn)爭計劃中是非常有用的。在二戰(zhàn)時期，在政府的控制下，私人部門投資幾乎減少到零：政府需求和消費構成了總需求。政府通過稅收和(食物等的)配給的方式來約束和控制消費者支出，從而能夠為戰(zhàn)爭提供足夠的資源。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關于凱恩斯觀點中的投資、為投資而進行的融資，以及融資流(financial flow)和系統(tǒng)連貫性或穩(wěn)定性之間的關系就變得無足輕重了。

二戰(zhàn)期間，基于消費函數和外生決定的投資和政府支出的模型形式越來越復雜，而且變成了民營經濟(civilian economy)重新恢復的基礎。[ Nicholas Kaldor, “The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Full Employment Problem in Britain”, Appendix C in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ed. Willian H. Beveridge(New York: Norton, 1945), pp. 344-401.]因此，二戰(zhàn)后初期，基于消費函數的私人經濟分析和預測工具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然而，這些模型要么忽略了貨幣和融資之間的關系，要么以一種初級的方式引入貨幣和融資的關系。建立這個模型的主要人物一直是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 Klein)。[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勞倫斯·克萊因教授，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建立了各種計量經濟學模型，其中包含很多復雜的細節(jié)，盡管這些模型的分析一直以來都是很簡單的。參見Lawrence R. Klein and Arthur S. Goldberger,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8-1952(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55)。]

預測模型最初是因學術研究而發(fā)展起來的，后來變成了一個用于政策分析的工具。通過將像消費和投資這樣的變量引入模型，以及引入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這樣的部門和金融機構，收入和就業(yè)就可通過經驗方程及其各變量的關系這一復雜系統(tǒng)確定。

建立不同的市場模型——比如耐用商品市場、服務市場和勞動市場——以及將總需求看做是這些市場行為的結果是很自然的。但是，這是一些虛構的市場，因為沒有哪個市場有永久性的消費品；只存在不同種類的耐用消費品，并且每一種都是由企業(yè)生產并由零售商在具有特殊制度性質的市場上出售的。經濟學家的結構模型不能與航空工程師在風洞中的實驗或者計算機模擬的實驗相比。這些模型不僅僅是經濟如何運行的一個縮影；這些經濟預測家的結構模型是簡單的漢森模型中所使用的較大集合的一個分解。[ * 分解并引入新的變量以后，需要對它們給予更進一步的解釋，所以預測模型可能會變得非常復雜，盡管這些模型最核心最智慧之處其實都沒有超出簡單消費函數和乘數模型的內容。]*

基于消費函數的預測模型在各種政府機構、美聯(lián)儲以及許多商業(yè)服務機構中很有生存的空間，這些預測模型會根據不斷出現的新數據持續(xù)進行更新。它們之所以成為最新的預測工具，主要是依賴于電腦的計算，電腦計算對經驗等式進行不同形式的實驗，并在其中加入不同的變量以驗證其有效性。這種實驗的方式意味著，預測模型的結構隨著不斷修改現有等式而發(fā)生變化，其結果是，各種模型預測的結果互相矛盾，混為一談。即使是非常樂意使用經濟計量模型的經濟學家也難以接受這些模型中所包含的錯綜復雜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