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海筑起的水庫大壩

很想找到一個當年的民工。我早已習慣于這樣的尋找，尋找一個當年的在場者來代替我，讓發(fā)生在半個世紀之前的事實重新得到確認。

那段歲月，還不算太久遠，很多人還健在，只是，二十多歲的小伙子，都已變成了白發(fā)蒼蒼的古稀老人。到哪里去尋找他們的下落？

一個被太陽曬得黝黑的老人，出現在我面前，滿頭的白發(fā)，在陽光的照耀下，根根閃亮。這是一個硬朗、健康的老人，我相信他的腦子也是這樣。老漢姓林，但他不愿說出自己的名字。他說，我又不是什么英雄，你就別往書里寫了。那就讓他處在匿名狀態(tài)吧，那10萬民工，哪一個又不是處在匿名狀態(tài)呢。有名有姓的，陶鑄我知道，但陶鑄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冤死了；工程總指揮曹若茗我也知道，他在深圳水庫建成后調往中央，但沒過多久就在剛爆發(fā)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殺了。但無數處于匿名狀態(tài)的民工卻很容易找到，真的很容易，當年在深圳水庫和整個東深供水工程奮戰(zhàn)過的民工，據說超過了10萬，大都是東莞和寶安人。10萬人，哪怕現在還有一半人活著，在東江到深圳、香港的這片方圓不過百里的土地上，你在東江隨便遇上一個70歲以上的老人，都可能在當年的工地上當過土夫子。土夫子，他們都把自己叫土夫子。

林老漢說他是第二批抽上工地的。出門時他結婚才3天，洞房的門上還貼著大紅的對聯。多年以后，他一直在回想，在那個電閃雷鳴的夜晚，他怎么舍得把嚇得不斷尖叫的新婚妻子拋下就頭也不回地走掉了。雨水沖刷著洞房門上貼著的大紅喜聯，血一樣地流淌著。那段歲月不同尋常，干啥事都沒有通過腦子，從來沒有人問為什么。只要聽毛主席的話，不會錯。在風雨泥濘中走了一夜山路，到了工地，才發(fā)現連個遮風避雨的地方也沒有，連攤開一床被窩的地鋪也沒有。原本只能擠下1萬多人的工棚，一下猛增了4萬人，而工地上從準備到兩萬多民工按指令全部到位，準備的時間只有兩三天，哪有時間搭起這么多工棚？但兩萬多民工很快就自己動手，在工地周邊的爛泥里用樹枝竹竿搭起一個個簡陋的小工棚，又在地上胡亂地鋪上一層稻草，就算安營扎寨了。這是人間最悲慘的情景。人類慘，山上的樹林草木更慘，兩萬多人，在一個早晨幾乎就把四周的山林全砍光了。

——林老漢說著，看了我一眼，那是我見過的最荒涼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