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頌”稱周先王之德，絕無“仁”字?！渡袝贰敖裎摹敝T篇亦不言仁。

“古文”篇中間或有之，而亦不過三五見。若就《周書> （倜禮>等觀之，則周人所注重而擅長者為官制、禮樂、刑法、農(nóng)業(yè)、教育諸事。封建天下之典章文物，至周始粲然大備。凡此不必盡出新創(chuàng)，而系統(tǒng)之完密則超越前代。其對古代政治制度之貢獻不啻為中國之羅馬矣。夏商以前，記載尤缺，固亦鮮見仁義之說，足為今日之證據(jù)。然殷商政治崇高寬簡，則古人有此傳說。 《尚書·舜典》謂殷之先祖契為舜司徒， “敬敷五教，在寬”；“微子”

之命亦謂“乃祖成湯”“撫民以寬”。《史記·殷本紀》載湯出見野張網(wǎng)四面，乃去其三面之故事。其祝詞日：“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wǎng)?！贝穗m或出附會，亦足以見古有殷政寬大之傳說。周人以用炮烙諸刑，歸罪于紂。子貢已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薄拔⒆印闭摷q之失政，更謂綱紀不立，其弊在寬。足見紂之暴虐，或為周人之加罪而“語增”。宋楚　　之戰(zhàn)，襄公以“亡國之余”，而堅持“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之主張，大敗于泓而不悔。后人譏其行仁義而敗，殆猶有亡殷之遺風?？鬃蛹葹橐筮z之后，且又好古敏求，于殷政寬厚之傳說，亦必深曉。周政尚文，制度雖備，而究不能久遠維持，至春秋而有瓦解之勢，孔子或深睹徒法不能自行之理，又有取于周制之完密而思有以補救之。故于殷政寬簡之中，發(fā)明一仁愛之原則，乃以合之周禮，而成一體用兼具之系統(tǒng)，于是從周之主張始得一深遠之意義，而孔子全部政治思想之最后歸宿與目的，亦于是成立。此最后目的之仁，既由孔子述其所自得于殷道者而創(chuàng)設，故仁言始盛于孔門。

孔子如于殷政得仁道之端，則何以不直述之以為“殷先哲王”之言乎。

其可能之原因有二：

(1)孔子明言，生今反古，裁及其身。對時君而宣揚故國，即使殷亡已久，無復忌諱，而“亡國大夫”之論恐未必見信于世。故孔子之言，凡超出周禮范圍者，每托之堯舜及禹，而鮮及契湯。

(2)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之政制，雖或失傳，堯舜之政理或有存于口說簡載者。他不可知，其寬簡樸質(zhì)更甚于殷，則可斷言。故孔子稱堯則日：“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稱舜則日：“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贝似錇榈勒阋猿C正周人禮煩政苛之傾向。故憲章文武者，守其縝密之制度，祖述堯舜者，取其寬大之精神也。如吾人之推論尚無大誤，則孔子從周，可謂守舊，而其言仁，可謂復古，若用公羊家之名詞，則謂之“改制托古”，亦無不可。

三孔子政治思想之主旨，略如上節(jié)所述。主旨既明，吾人可進論孔子之治術(shù)，簡括言之，孔子所舉之治術(shù)有三：日養(yǎng)、日教、日治。養(yǎng)教之工具為“德”、“禮”，治之工具為“政”、“刑”。德禮為主，政刑為助，而教化又為孔子所最重之中心政策。

孔子以養(yǎng)民為要務，蓋亦仁愛思想之一種表現(xiàn)。故博施濟眾，孔子認為圣人之業(yè)。而古今從政者之優(yōu)劣，亦視其能養(yǎng)民與否而定。如孔子稱。子產(chǎn)有君子之道四”，而“養(yǎng)民也惠”為其一端。斥冉求以“非吾徒也，，，正由其為季氏聚斂以病民。此皆意義明顯，無待深論。至于養(yǎng)民之途徑，孔子所言，亦頗簡易，殆不出裕民生、輕賦稅、惜力役、節(jié)財用之數(shù)事。惟吾人當注意，孔子之論養(yǎng)民，以民生裕足為目的。進乎此者，如戰(zhàn)國時代之富強政策，則非其所能想像或許可。蓋孔子所主張者人民之自足而非財富之擴充。

其財政之見解，略似希臘之亞里士多德。且裕足之標準，自孔子觀之似不在生產(chǎn)之絕對數(shù)量，而在分配之相對平均?？鬃訃L謂“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其精神亦與“盡地力”一類之政策迥相殊異。

養(yǎng)民為國家必要之政策，而非最高之政策。蓋國家之目的不僅在人民有充裕之衣食，而在其有美善之品性與行為。故孔子論衛(wèi)國之民則謂既富而教，對子貢問政則主去食存信。至其于教化一端則反復申詳，言之至審。推孔子注重教化之原因，殆根源于其仁學。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身立德之功既竟于我，勢不能不進而成人之美，使天下之人由近逮遠，皆相同化，而止善歸仁。由此論之，則教化不只為治術(shù)之一端，實孔子所立政策之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