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家之言既不足據(jù)，則吾人當承認孔子之政治思想具有顯明之時間性。其思想既以封建天下宗法社會之歷史環(huán)境為根據(jù)，則其內(nèi)容雖不為此環(huán)境所囿，而亦不能與之相離。離晚周之歷史背景而言孔子之政治思想，恐不免如韓非所謂俱道堯舜，莊子所謂彼一是非，于尚論古人之工作，未必果有裨益。

何休《解詁》尚有《春秋》于升平世“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于太平世“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之說。此則較有依據(jù)，非出虛構(gòu)。按區(qū)分民族，不外種類與文化之兩大標準。中國古籍中涉及民族之處，多著眼于文化之殊別。其就種類以分夷夏者不過有（佐傳'>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及“周語”“血氣不治，若禽獸焉”之少數(shù)例證?？鬃又撘南?，則已廢棄種類之標準而就文化以為區(qū)別。就《淪語》以考之，似孔子有四種不同之意見。子貢問管仲非仁者與?？鬃哟鹨浴拔⒐苤傥崞浔话l(fā)左衽矣。”此明示夷狄不如中國而外之也。 “子欲居九夷?；蛉眨郝?，如之何？子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此隱寓夷狄可以同化之意也。 “樊遲問仁。子日：居處恭，執(zhí)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薄白訌垎栃?。子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贝苏J夷夏雖殊方而同理也。“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贝酥^夷狄之行偶或優(yōu)于中國也?！洞呵铩分砸牡?，大體與此相印證。其內(nèi)夏外夷之旨見于二傳者如隱公七年之戎伐凡伯，莊公十年之荊敗蔡師，僖公二十一年之楚執(zhí)宋公，二十七年之楚人圍宋，成公十五年之會吳于鐘離，皆以夷狄犯中國而致貶辭也。 《：公羊》于僖公四年召陵之盟謂“喜楚服也?！牡乙捕≈袊！腹戎袊烈牡?，卒怙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逼湟庥扰c“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相近。至于用夏變夷與中國失道之旨見于二傳者則如定公四年吳子救蔡?！豆颉啡眨?/p>

“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庇秩绨Ч牯敃x吳?！遁灹骸啡眨骸包S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發(fā)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quán)，而請冠，端而襲，其籍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此“夷狄進至于爵”，同化中國之說也。隱公七年戎伐凡伯。 《榖梁》謂“戎者衛(wèi)也。戎衛(wèi)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贝丝鬃铀^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定公四年吳人楚?！豆颉贰稑b梁》均謂吳人人楚肆淫，反于夷狄之道，故去其爵而“狄之”。又若昭公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豆颉啡眨骸按似珣?zhàn)也。曷為以詐戰(zhàn)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此又足征夷夏之分，系于所行之事。茍行事先后不同，則夷夏亦無定界矣。吾人當注意，孔子以文化判夷夏，其意在用夏變夷。夷夏既因文化之升降而無定界，則均已失其種族之意義而成為文化之名詞。故孔子所謂“夷狄”，其含義略似近世所謂“野蠻人”，而非與“蝦夷”、“馬來”等同例。其所謂諸夏亦略如今日所謂“文明國”，而不指“黃帝子孫”或“中華民族”。吾人之解釋如不誤，則嚴格言之，孔子思想中未嘗有近代之民族觀念。

吾人如求其故，似可于孔于思想之本身及其歷史之背景中得之。中國古代之種族及文化，在較早期中，殆已發(fā)生混合之現(xiàn)象。列國之中頗有以中國而人于蠻夷，或淪于夷夏之間而復(fù)歸于中國者。吳、越、秦、楚皆其著例。

晉國“夏政戎索”，民則懷姓．地為夏虛，亦顯有混合文化之背景。至于周文化之本身，亦頗因襲夏殷之舊禮。夏殷較淺演，周則更完備。周初之政治家似曾企圖以其“監(jiān)于二代”之制度同化多方之遺民，而得有部分之成功。

夫言種類，則九州之民，同為黃膚黑發(fā)，既交雜而難分，論文化則文野高低之程度遠近相殊，尚顯然而可辨。于是夷夏之別，遂漸趨向于以文化為標準，而純按同化程度之淺深以為定。故楚武王以黃帝之后而自稱蠻夷，舜文王以東西夷之人而行乎中國。此皆由于棄種類而言文化之所致?？鬃又南挠^即產(chǎn)生于此歷史環(huán)境之下。吾人若舍時代背景而論孔子思想之內(nèi)容，則其仁者愛人、博施濟眾之學說亦有破除種界之可能趨勢。“君子修己以敬”

然后“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猶所愛，何況夷狄之同屬人類。故“協(xié)和萬邦”、“蠻夷率服”之理想，殆亦為孔子之所許可。惟夷夏有遠近之殊，行仁有先后之序?！豆颉分^《春秋》以外內(nèi)之辭言夷夏，明王者一乎天下，“自近者始”，誠能得孔子之本意，較何休為更樸質(zhì)近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