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我和別人一樣，做題、考LSAT、準備推薦信。我有個很深的體會：運氣很重要，即使你所有的申請材料都做到最好，也只有50%的機會。我的成績并不是特別好，比我那些室友的成績要差。也許耶魯看到我在博士期間做的研究和法學非常相關(guān)，估計我以后可能會考慮做教職，這和耶魯法學院重視理論研究的傳統(tǒng)比較符合，所以選擇了我。我的推薦信對我申請成功幫助很大。我在西北大學的教授非常支持我，有一封推薦信是我導(dǎo)師寫的。他畢業(yè)于哈佛的法學院，又是斯坦福的博士；還有一封信是數(shù)學系的一位教授寫的，我選了他的課，因為這門課對我的研究方法很有幫助。我猜想，耶魯綜合起來考慮，覺得我和我已經(jīng)做的準備都比較適合做學術(shù)研究。

馬：你在美國讀大學，覺得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李：在美國學會了質(zhì)疑所有的東西，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假設(shè)。在中國讀書的時候，基本上是教授講，學生聽，然后做一些基本的舉一反三。美國教授絕不希望你被動地接受，他們要你質(zhì)疑，一層層地置疑，然后提出自己的觀點，一起進行理論的探討。這在中國學生看來，是教授做的事情。而在美國，學生是重要的參與者。

我慢慢習慣了高層次的抽象思維。比如以前探索中國問題就考慮中國，探索中美關(guān)系就考慮中國和美國。在讀博士的過程中，我需要從各種角度、各種層面探討。什么是中國問題？什么是中國？一層層地剖。我討論的中國是個地理概念？文化概念？還是人們的一種認同感？比如一個廣東人和一個陜北人，他們說不同的方言，但在報紙上看到美國批評中國的人權(quán)都會有同樣的感受，為什么又批評我們中國人。這種認同感從哪里來？一個個問題問下來，即使很簡單的問題，都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

來美國之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只是機械地解答問題。來美國之后，知道自己不知道，開始主動地提問題。

馬：你在讀博階段做過助教，也了解美國的本科教育，你覺得和國內(nèi)本科教育有何不同？

李：外交學院在國內(nèi)是比較特別的大學。我們都是小班教學，20個人左右，教授很負責、很認真，這一點和美國很像。我覺得差別在資源、條件和思維方式上。不過后者和整個中國的大環(huán)境有關(guān)，來美國的人都會提到。自己在國內(nèi)學習局限性很大，創(chuàng)新意識不夠等等。美國學生在思維上沒有太大的局限，我的學生會問很多我想不到的問題。

馬：你在耶魯法學院學習以后有什么變化？

李：我覺得在西北大學讀博這四年對我沖擊最大，來耶魯?shù)臅r候，我已經(jīng)適應(yīng)了美國的學術(shù)環(huán)境，所以在耶魯?shù)淖兓容^慢。但有一點比較明顯，就是在耶魯學了法律以后，我認為自己有能力應(yīng)對在美國出現(xiàn)的各種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強了很多?，F(xiàn)在碰到什么問題，哪怕一開始沒辦法，也有信心處理好。在美國這個法制社會，我們可以努力使自己在法律上不受歧視。現(xiàn)在美國的法律還有對外國人不利的地方，我們的權(quán)利仍受到限制。所以如果我朋友有什么糾紛，我已有能力提供幫助。就好像你打開一個窗口，知道屋子里是怎么回事。熟悉了游戲規(guī)則，就有能力應(yīng)付了。

馬：耶魯法學院世界聞名，你在這里學習，感覺法學院有什么特別的優(yōu)勢？

李：在耶魯法學院發(fā)展的空間很大，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校友資源非常豐富，確實是群英薈萃。同學的職業(yè)背景各不相同，在和他們交往的過程中，我學到很多東西，這對我未來的發(fā)展有潛在的幫助。除了人際資源以外，其他資源也極其豐富，比如做研究項目。需要做訪談，學校會提供足夠的經(jīng)費，教授也會利用自己的資源幫助你，介紹你要研究的那個領(lǐng)域的專家、知名學者，使我們比較容易地獲得許多第一手資料。

馬：你對未來有什么打算？

李：讀完法學的學位，我會把博士讀完。以后如果想在美國做教職的話，有兩個學位是很必要的。

    在每一個人生的十字路口，李繼似乎都會做出理性的選擇。仔細分析機會成本，考慮好退路，就這樣一步步從外交學院走到了美國西北大學，又與世界一流的耶魯法學院結(jié)緣。雖然他在訪談里提到有運氣的因素，但如果運氣不斷親睞一個人，那這個人成功的背后一定有跡可尋。在李繼的故事里，我們看到了努力的足跡。未來充滿變數(shù)，以不變應(yīng)萬變的，是一步一個腳印的積累。沒有扎實的英語功底，也許就不會有留美讀博的機會，沒有博士階段專注深入的研究，就不會接到耶魯法學院拋來的橄欖枝。而耶魯法學院的洗禮，又讓他自信地走向人生的另一個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