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吳越王錢弘俶崇信佛教，請延壽禪師重興靈隱寺。這個延壽禪師，是余杭人士，為凈土宗六祖，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延壽禪師苦心經營，設計新的寺院布局，除了完成山門、大殿等的重建，還拓建了五百余間僧房。后來，吳越忠懿王錢弘俶在延壽禪師所建的靈隱寺基礎上，擴建靈隱寺為九樓、十八閣、七十二殿，屋宇一千三百余間，常住僧侶三千余人，恢復了靈隱寺原有的規(guī)模與盛況。

當時佛教宗派林立，延壽禪師憑著深厚的佛學功底，將各派教義集中梳理，編著了百卷的《宗鏡錄》。當時的高麗國王讀了《宗鏡錄》后，大為欽慕，特派僧侶三十六名前來向延壽禪師學法，并以國王的身份向延壽禪師行弟子之禮。除編著《宗鏡錄》外，延壽禪師還著有《萬善同歸集》、《唯心訣》、《禪凈四料簡》等，闡發(fā)他的觀點和領悟，對當時和后世佛教思想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北宋一代，皇室對靈隱寺非常重視，宋真宗曾賜名“景德靈隱禪寺”，仁宗天圣二年，章懿太后賜脂粉錢九千五十四貫給靈隱寺，作為修茸寺廟之用，后又因靈隱寺齋僧施粥的需要，將良田一萬三千多畝賜與靈隱寺作為廟產。

慶歷年間，靈隱寺住持契嵩和尚撰《原教論》，針對當時一些尊儒排佛的思潮，以佛教的“五戒”、“十善”會通儒家的“五?！?，強調佛儒兩家都以“教人為善”為宗旨，宋仁宗賜契嵩“明教大師”的稱號。自此，靈隱寺名聞遐邇，靈隱寺成為天下禪宗圣地。

蘇軾任杭州知事時，常到靈隱寺休閑賦詩，不但將白居易所書“冷泉”兩字之后補上一個“亭”字，還寫了許多有關靈隱寺的詩句，其中《留題靈隱寺方丈》一詩，描繪了當時靈隱寺晨鐘暮鼓、香火鼎盛的寺廟盛況：

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

喬木百丈蒼髯須，擾擾下筆柳與蒲。

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

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縫海圖。

南宋遷都杭州，高宗和孝宗時常到靈隱寺進香。宋孝宗賜給當時著名的禪師慧遠“瞎堂禪師”的名號，改法堂名為“直指堂”。

歷史上富有傳奇色彩的“濟公”——道濟和尚，就是瞎堂慧遠禪師的弟子。濟公不但是婦孺皆知的俠僧，也是靈隱寺歷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神僧。

道濟和尚十五歲在靈隱寺皈依瞎堂禪師慧遠和尚出家，卻成日瘋瘋癲癲，時而面壁靜坐，時而同一班頑童戲耍，時而濟困扶危，懲治強梁，時而呼朋引伴喝得大醉。靈隱寺的僧眾見道濟不守清規(guī)，紛紛告到慧遠和尚處，請求和尚清理門戶。豈知老和尚批下十個大字：“佛門廣大，豈不容一癲僧！”自此，“癲僧道濟”之名，不脛而傳，久之簡稱“濟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