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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節(jié):梁啟超與夭折的民國兩黨制(1)

民國原來是這樣 作者:金滿樓


四 梁啟超與夭折的民國兩黨制

辛亥革命爆發(fā)后,正當海外的各方人士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國內(nèi)分享革命盛宴時,真正的啟蒙大師梁啟超卻遲至1912年10月才結(jié)束長達13年之久的流亡生涯返回國內(nèi),此時離武昌起義已經(jīng)一年了。

梁啟超這樣做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因為他需要時間來觀察民初政治的走向,而身處海外、跳出利益圈則更有利于他保持頭腦的清醒。在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后,梁啟超提出了一個非常獨到的見解,這就是他在給袁世凱的信中所提出的,民國初年的政治力量可分為三派,第一派是以袁世凱為代表的軍政實力派,第二派是由清末立憲派轉(zhuǎn)化而來的溫和改良派,第三派則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新興革命派。

按梁啟超的設想,第一派毋庸組成政黨,第二派須組成政黨,第三派則應改造為政黨;如此,官僚實力派掌握實際的行政權(quán),立憲派與革命派則組成政黨在議會中競爭立法權(quán);立憲派應與官僚實力派聯(lián)合起來反對革命派,這樣才能順利地完成民國的平穩(wěn)過渡。

很明顯,梁啟超對革命黨頗抱有成見:“舊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為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質(zhì),只宜于破壞,不宜于建設……政府所以對待彼輩者,不可威壓之,威壓之則反激,而其焰必大張……惟有利用健全之大黨,使為公正之黨爭,彼自歸于劣敗,不足為梗也。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于舊立憲黨,與舊革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p>

盡管梁啟超在信中初步提出了兩黨制的構(gòu)想,但他又提出:“既以共和為政體,則非有多數(shù)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為有力之政治家……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

綜上所論,梁啟超實際上是主張在開明專制下逐步培育政黨政治,這與他之前的思想是一致的。早在清末新政期間,梁啟超便認為憲政是中國發(fā)展的唯一方向,但又認為開明專制系走向憲政的必經(jīng)階段,原因是人民的政治成熟度遠未及格,施政機關也未曾整備,包括教育、法律、地方自治等方面條件都不成熟,而縱觀世界,其他民主憲政國家也大都有過一段開明專制的預備期。

梁啟超是自負的,他曾說,“中國前途,非我歸而執(zhí)政,莫能拯救。”而民初的三大政治勢力,革命派和北洋實力派已經(jīng)各有其主,唯獨原立憲派群龍無首,如果梁啟超能夠挺身而出的話,還是有可能充當領袖的。事實上,當時也只有梁啟超具備這個號召力。

在清末新政時期,梁啟超曾利用《國風報》等鼓吹責任內(nèi)閣、政黨制度等,并組織了中國第一個以推行憲政為目標的政治團體“政聞社”。在政聞社《社約》中,梁啟超提出了四條明確的綱領:“一曰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曰厘定法律、鞏固司法權(quán)之獨立;三曰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quán)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quán)利?!?/p>

從前三點來看,梁啟超已經(jīng)提出了三權(quán)分立及地方自治的思想框架,這在當時無疑是先進的。在清廷推行預備立憲后,梁啟超又通過國內(nèi)的同志徐佛蘇、孫洪伊等人于1911年2月組織了“憲友會”,為立憲后的政黨競爭做準備。但是,還沒有等到立憲的那一天,革命便突然爆發(fā),梁啟超循序漸進的設想也就不得不改弦更張、推倒重來。

與康有為不同的是,梁啟超在武昌起義后順應大勢,放棄了君主立憲的主張,轉(zhuǎn)而提倡共和體制下的政黨政治。但在民國前后,原立憲派四分五裂,各政黨組織派系不一、名目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有湯化龍、林長民、張嘉璈等人發(fā)起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原“憲友會”成員),章太炎、張謇、熊希齡、程德全、唐文治等人組織的“統(tǒng)一黨”,孫洪伊等組織的“共和統(tǒng)一黨”,范源廉、黃遠庸、籍忠寅等人發(fā)起的“國民協(xié)會”等,加上湖北方面的黎元洪、孫武、張振武、劉成禺等人組織的“民社”,清末舊官僚岑春煊組織的“民國公黨”,谷鐘秀、吳景濂等人組織的“統(tǒng)一共和黨”,陳錦濤、王寵惠等人發(fā)起的“國民共進會”,林林總總,前前后后,竟然達到數(shù)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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