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公所處之時勢，雖極艱巨，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為之主，其于撥亂世反諸正也，宜若反手然。顧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則朋黨累之也。宋之黨禍，盛于荊公以后，而實遠(yuǎn)濫觴于荊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論之。

政黨之為物，產(chǎn)于政治進(jìn)化之后。國之有政黨，非其可吊者，而其可慶者也。雖然，有界說焉：一日，政黨惟能生存于立憲政體之下，而與專制政體不相容。二日，為政黨者，既宜具結(jié)黨之實，而尤不宜諱結(jié)黨之名。三日，其所辯爭者，當(dāng)專在政治問題，而宮廷問題及個人私德問題學(xué)術(shù)異同問題等，皆不容雜入其間（此不過略舉其概，未能備列，因非作政黨論故也。）。若宋之所謂黨，舉未足以語于是也，吾故不能許以政黨，仍其舊名日朋黨而已。中國前此之黨禍，若漢之黨錮，唐之牛李。后此之黨禍，若明之東林、復(fù)社，皆可謂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其性質(zhì)復(fù)雜而極不分明，無智愚賢不肖而悉自投于蜩唐沸羹之中。一言以蔽之，日：士大夫以意氣相競而已。推原宋代朋黨所以特盛之故，一由于右文而賤武，二由中央集權(quán)太過其度。宋祖之政策，既務(wù)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見，懷才抱能之士，勢不得盡趨于從政之一途。而兵權(quán)財權(quán)，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乏寄，以為左遷貶謫，或耆臣優(yōu)養(yǎng)之地，非如漢之郡國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樹立，且嚴(yán)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是故秀異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師。而彼其京師，又非如今世立憲國之有國會，容多士以馳騁之余地也，所得與于國政者，二三宰執(zhí)而已。其次則少數(shù)之館職臺諫，為宰執(zhí)升進(jìn)之階者也。夫以一國之大，人才之眾，而惟此極少極狹之位置，可以為樹立功名之憑藉，則其相率而爭之，亦固其所。故有宋一代之歷史，謂之爭奪政權(quán)之歷史可也，——不肖者固爭焉以營其私，即賢者亦爭焉以行其志。爭之既急，意氣自出乎其間，彼此相詆，而以朋黨之名加人，于是黨禍遂與宋相終始矣。

宋朋黨之禍，雖極于元祜、紹圣以后，而實濫觴于仁英二朝。其開之者，則仁宗時范呂之爭，其張之者則英宗時之濮議也。初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夷簡去，仲淹相，石介作詩曰：  “眾賢之進(jìn)，如茅斯拔。

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倍鴮O沔讀介詩日：  “禍自此始矣。”仲淹相數(shù)月，史稱其裁削幸濫，考核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guī)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幸者不便，于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闖于上。  （以上皆錄《宋蚴范傳語）反對黨乘之，盡力攻擊，而仲淹與杜衍、韓琦、富弼同時罷。王拱辰昌言日：  “吾一網(wǎng)打盡矣?！逼錃庋媾c石介之詩，若出一吻。后世論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簡。夫仲淹之規(guī)模宏遠(yuǎn)，以天下為己任，誠非夷簡輩所能望。然夷簡亦不過一庸材貪戀大位者耳，若指為奸邪，則宋百年來之宰相，若夷簡者比比皆是，寧得盡日奸邪乎？況當(dāng)時黨夷簡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后世所目為君子者，則又何也？要之，宋之朋黨，無所謂君子小人，純是士大夫各爭意氣以相傾軋，自慶歷時而已然矣。此風(fēng)既開，至英宗治平間而有濮議之一大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