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擇要略述如下：

書畫著錄均謂：繪畫肇始于舜妹嫘氏，文字創(chuàng)建于黃帝倉頡。然嚴格言之，當以伏羲之畫八卦，為中國書畫之起源。惟其所用之方式及文具異于今日，其書畫均用刀刻于獸骨、龜甲或銅器、石質(zhì)之上。在審美上多不能適意，且工作上亦多感不便。故至黃帝時即完全改變，發(fā)明漆書，用聿蘸漆書于竹簡之上。此種方式，在人事未繁之際，頗足應敷。故此制行之甚久，遺跡今尚可尋。竹簡雖不可得，聿筆隨處可見也。周宣王時始造毛筆，秦蒙恬又改造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之毛筆。但周宣王時仍系漆書。至秦始添用縑素。迄漢蔡倫發(fā)明造紙，同時筆墨亦隨之改進。書畫至此為之大變。以前因竹帛成本太貴，用之不易，故書畫純?yōu)閷嵱谩４撕髣t轉(zhuǎn)趨于美術方面矣。然初起之時，尚系文人之嘗試，未得社會之同情。以故漢晉五代畫壁刻石，以及魏碑墓志等，其造詣已為精美，然均不書作者之姓名。是社會之不重視文人，亦不以此為榮，由此可見一斑矣。至魏晉鐘王以后，風氣又變。文人以書畫為高行，社會亦以此相推許。降及隋唐五代，而有歐、柳、顏、褚之四大書家；荊、關、董、巨之四大畫家相繼而出。嗣后日有進步，代有聞人。惟蔡倫所造之紙，系用樹膚、麻頭、敝布、魚網(wǎng)等為原料，在方便上及經(jīng)濟上固為合適，但對于耐久一點尚未計及。故漢晉南北朝之書畫，存至今日者為數(shù)甚少：即此少數(shù)是否真跡，仍系疑問。及隋唐之時，佛，法大行。為寫經(jīng)故，紙料亦大改進。見于記載者，有南唐李后主所造之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紙料雖已進步，只以天下擾攘，生民不安，士大夫無暇及此。故著名之書畫大家竟不多睹。降及炎宋，社會重視書畫之心理業(yè)已養(yǎng)成，所用之文具及紙絹業(yè)已美備，又加以宋代各帝主之特別嗜好，極力提倡，立畫院、置官爵、延名流、招學士、廣栽植、宏獎勵，因之繪事有長足之進展，故宋代為繪畫之黃金時代，為最發(fā)達之時期。惟書之用途尚不如今日之廣泛，只不過寫書札、斗方、手卷、題跋而已，并未有今日之對聯(lián)、中堂、橫披等可以懸之堂中者。有明中葉以后，書家輩出，如文徵明、董其昌等喜作巨幅，遂創(chuàng)為今日以字為畫之先例。清以滿洲入主中屬，文人尚有君國之思，多數(shù)隱于書畫之中，故清代順、康、雍三朝為書畫名家之多產(chǎn)時期。

乾隆承祖宗之余烈，恣意推獎文事，并以書畫籠絡漢人，猶之以喇嘛教羈縻蒙古者同。且其個人亦嗜書知畫，用全副精神使中國聰明俊秀之士，走入寫字畫畫之一途，以為統(tǒng)治之便。漢人不察，竟受其愚。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于是天下風從，以致社會無形中認為書畫為讀書人之必要技能，人人必須能書，必須能畫，若能精于其一者，即可吃著無慮矣。故書畫以家名者，車載斗量矣。降及今日，此風未除。吾人雖不必能書能畫，但既名文人，居室之內(nèi)，收藏之中，必須有書，必須有畫，方能免俗。甚且于社交之中，必須明書，必須明畫，方能應付圓通，否則總覺于知識上、身份上，顯露缺乏。是非固另一問題，風氣習慣似不可必逆也。故吾人生在今日之北京，不必言考古，不必言收藏，不必裝名士，不必說鑒賞，即為社交計，書畫之普通常識，不能不略予注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