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后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后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見，仍當執(zhí)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于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tài)，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為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魯迅說自己一點也不記得章先生講的《說文解字》，乃是行文中為突出重點，不免有夸張的成分。他自己一向注意文字改革問題。章太炎提倡的注音字母，正是他在教育部工作期間，同其他幾位同學一起主持討論通過的。他后來一直在準備撰寫《中國字體變遷史》，因為忙于其他事務沒有實現(xiàn)。

翻譯的理想

當時搞文學，最好多學幾門外語。這道理自然不難明白。經(jīng)過東京和仙臺兩地的學習，魯迅的日文水平已經(jīng)比較好。

而周作人卻得從頭學起。一開始，他參加了一個由中國留學生會館組織的講習班，每天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上課，教師是日本人菊地勉，30多歲，一手字寫得漂亮。他的教學方法是手上一面寫著，嘴里一面念著，同步進行，很得要領，讓周作人大為佩服。

然而他去聽課的次數(shù)卻并不多，原因是他嫌老師講得太慢。不過，周作人承認，他的日語基礎知識是從菊地勉老師那里學來的。

他當時之所以學習不很用功，是因為同魯迅住在一起，很多事由魯迅代辦，用不著他費心。他平常很少出門，即使出門，也只是往丸善書店買幾本書而已。

后來，因為需要有正式的學籍，他選擇了法政大學特別預科，學制是一年，所學內容是日文、英文、算學、歷史等比較淺近的科目。普通科目的知識周作人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學過，日語又已學過一年，所以上這個學校有點浪費時間。繳了一年的學費，實際上去上課的時間連百分之十也不到。期末考試，他接到通知，趕過去應考，結果還考了個第二名。學校的事務員告訴他，要不是因為遲到缺考一門功課，考第一是必定無疑的了。周作人覺得第二名也很好，省得擔任學生代表到畢業(yè)典禮上致辭。他得的獎品是一冊《伊索寓言》日譯本。

其時，兄弟倆和幾位朋友正醞釀文學運動的計劃，具體地說，是要出版一本雜志，登載外國文學作品。當時的革命者對俄國革命很有研究的興趣，普通讀者也很想了解俄國的作家作品。魯迅和周作人覺得，俄國的國情跟中國的有些相像，應該多加介紹，以資借鑒。為此，他們買了不少俄國作家的著作，其中最大的要算是英譯《屠格涅夫全集》。英文只有周作人熟悉，魯迅并不懂得。

于是，兄弟倆同其他幾位留學生商議，決定一起學俄文。他們集了六個人，請一位俄國人瑪麗亞孔特夫人來教授，學費每人每月五元，每晚上課一小時。授課地點選在神田，離他們住的“伍舍”不遠。

女老師是一個流亡日本的猶太人，大約30多歲，不會講日本話，上課全說俄語。一開始，他們請一位學俄語的日本學生來當翻譯，但這個人木訥不善言辭。文法上的規(guī)則，他以為大家看了書都能明白，所以總是說，“如諸位所已知道”，“如諸位所已知道”，不但不能起到詳細解說的作用，還更浪費時間。因此他只來了一兩次就不來了。大家只好上課之前先看字典和文法，課堂上跟著老師的發(fā)音朗讀。俄文的發(fā)音雖也有難處，但較英文規(guī)則一些，讀起來并不難。其難處在于有些字很長，音節(jié)不好掌握。同學中有一個叫汪公權的，發(fā)音總學不好，每念一個字總要加上一些雜音，聽上去“仆仆”作響，不但老師替他著急，連旁邊的周氏兄弟、許壽裳等也急得渾身發(fā)熱。大家經(jīng)常開玩笑說：上課猶可，仆仆難當。

沒過多久，這個俄文班就散伙了。他們托老師從海參崴買來的初級課本還沒有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