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自太武帝毀佛之后，文成帝即位興復(fù)佛法之時，像教大盛；西域所畫佛像，接踵而至；而魏之先代，本有鑿石為廟之遺風(fēng)；雕刻技術(shù)，夙所擅長；因此每一帝即位，即于都城近處山岡。為帝或后，建造石窟，就山巖鐫佛像；歷久蔚為大觀，為佛教上至有價值之美術(shù)；最著名者大同云岡之石窟佛像，及洛陽伊闕之石窟佛像是也。云岡在魏之舊都平城西三十里；伊闕在魏之新都洛陽南三十里；云岡濱臨武州川水；伊闕濱臨伊水；地理形勢亦相類；故魏時稱云岡為北石窟；伊闕為南石窟。

《續(xù)高僧傳》，釋曇曜傳云：“曇曜少出家；以元魏和平年，任北臺昭元統(tǒng)，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余里。”

《魏書?釋老志》亦言：“沙門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zhèn)?，冠于一時。”

觀此兩文所載：可知魏之開鑿石窟，實始于曇曜。先是：太武帝信司徒崔浩之說；崇重道士寇謙之；排斥佛教，焚毀寺塔；太武后感致癘疾，方始覺悟，誅夷崔氏。及崩，文成帝嗣位；重興佛法。曇曜遂白于帝，開鑿石窟；曜之赴京，在文成帝興復(fù)佛法之明年，即興安二年也。

大同云岡石窟之造像；昔時因僻在塞北，知者頗鮮，即碑碣亦無一存者；不如伊闕造像，屢見于金石家之紀(jì)載；蓋一則因元魏崛興，文化未盛；至孝文遷洛，始禁胡語，肇啟華風(fēng)；二則因云岡石質(zhì)較粗，易于剝蝕；其開鑿又先于伊闕五十年；佛像巨大，雖經(jīng)風(fēng)霜，未全損壞；文字則磨滅無遺也。方今京綏鐵路，可以直達(dá)大同；云岡石窟之名，世人多知之；考古者亦注意及之矣。

石窟寺今俗呼石佛寺；依山開窟，建筑層樓；每樓各就一窟，窟上通光；窟中大佛，高者約五六尺；窟之寬廣，最大者徑六七丈，其小者三四丈，略如佛殿；四壁雕琢大小佛像無數(shù)，及浮屠、幡幢、寶蓋等，種種裝飾，多施彩色。寺西又大窟五：窟外石質(zhì)多剝落；寺東更有大小石窟，以數(shù)百計；佛像大者數(shù)丈。小者數(shù)寸；多至不可勝計。酈道元《水經(jīng)注》■水條下有云：“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cè)有石祗洹舍，并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zhuǎn)靈巖；鑿石開山，因巖結(jié)構(gòu)；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流出山?！段和恋赜洝吩唬浩匠侨铮渲萑谡咭?。”酈道元撰《水經(jīng)注》在魏太和年間；去石窟之建筑，不過四五十年；其所記載，至為可信；據(jù)《魏書》則曇曜所鑿者只五所；而此則曰山堂水殿，煙寺相望；可知曇曜以后，繼續(xù)開窟者之眾；又曰：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可見當(dāng)時景色之美麗；而魏諸帝之行幸石窟寺，亦屢見于史書；造像之風(fēng)，斯為盛矣。

伊闕石窟寺，則建于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后；伊闕之山：西曰龍門；東曰香山；山巖石壁，上下鑿石，為大小窟無數(shù)；與云岡絕相似。

《魏書?釋老志》：“景明初，世宗宣武帝詔大長秋卿白整，準(zhǔn)代京靈巖寺石窟，于洛南伊闕山，為太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是，大長秋卿王質(zhì)，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fù)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孝明帝年號四年六月以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p>

按此為伊闕開鑿石窟之始；宣武帝景明，在孝文帝遷洛之后；去文成帝興安復(fù)佛之年，約五十年；是則伊闕石窟，后于云岡石窟亦五十年。從宣武帝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其間經(jīng)過二十八年，僅造石窟三所，已費工如此之巨；則云岡石窟，奚啻三所；其工程之宏大可知矣。

云岡石窟，完全為北魏一朝開鑿；伊闕石窟則不然；始于北魏，繼續(xù)于有唐；蓋北魏自孝明帝正光四年，至孝武帝永熙三年，高歡入洛，東西魏分裂；自此兵爭不息，鑿窟工役，當(dāng)無暇及此；至唐貞觀中葉，魏王泰為其母文德皇后，鑿三窟于魏石窟之北；至今尚存；褚遂良書伊闕三龕碑記其事；歐陽修《集古錄》謂：“龍門山壁間，鑿石為佛像；后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為長孫皇后所造也。”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謂：“龍門山鐫石為佛像，無慮萬計；石窟最大者，今名賓陽洞；像尤高大；洞外高處有刻字，拓之得二十余行；按《集古錄》有三龕記；岑文本撰，褚遂良書，今拓字有聿修陰德等字，知即此記也?！庇^此諸記，則知伊闕石窟，其建造實自北魏以迄于唐；與云岡之成于一代不同也。

伊闕之石窟寺，在龍門山之東北麓；今亦稱為潛溪寺；第一石窟，高約四五丈，寬二丈余，深亦如之；其中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三；賓陽洞凡三窟；中間一窟，坐大佛一；左右立者各五；窟頂?shù)裉炫?；壁間雕小佛百數(shù)；窟高約四五丈，深寬均約三丈余；右一窟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一；壁間雕小佛以數(shù)百計；高與中窟略同；深約二丈，寬約三丈；左一窟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二；壁間雕小佛百余；高深寬，略與右窟同；窟外刻佛無算；距窟二丈許，建一軒；右為僧房；惟濱臨伊水，地勢逼窄；視云岡之高樓四層，佛殿端中居前；氣象遠(yuǎn)不及也。

龍門山自北徂南，僅里許之內(nèi)，所鐫佛像，或云四萬余，或云七萬，無可確計?！堵尻柨h志》金石門所載：“龍門造像，唐代居多；開元、天寶以前，年月歷歷可考；蓋人民奉佛，久成習(xí)俗故也。”是則龍門造像，不限于帝王之家，人民亦多作此功德矣。

北齊時，南岳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fā)愿刻石藏，悶封巖壑中；坐下有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承師付囑；乃于隋大業(yè)年間，創(chuàng)刻石藏經(jīng)板；就涿州西北五十里之白帶山，開鑿石洞；以石經(jīng)板，藏諸洞內(nèi)；既滿，即用石櫺塞戶，以鐵錮之。至貞觀五年，《大涅槃經(jīng)》成；及十三年，靜琬法師愿未終而卒。門人導(dǎo)公、儀公、暹公、法公相繼五世，陸續(xù)增刻；歷唐至宋，凡得七十七種，二千三百余石；而經(jīng)尚未完；迨遼圣宗時，有留公法師，奏請續(xù)刻；興宗亦賜錢刻之；道宗時，相國楊遵勖、梁颕亦奏請賜錢續(xù)刻；故自太平七年，至清寧三年間，因隋唐所刻《大般若經(jīng)》，止五百二十卷；續(xù)鐫八十卷，完成六百卷之?dāng)?shù)，計二百四十石；又續(xù)鐫《大寶積經(jīng)》一百二十卷，計三百六十石；以成四大部之?dāng)?shù)；總合二千七百三十石。

白帶山既藏《石經(jīng)》，故亦名石經(jīng)山；以其景物幽秀，類似天竺，故又名小西天。山頂有雷音洞，就洞建室，高丈余，深九步；室隅亦橫九步，其前闊十三丈，如箕形；有幾、案、罏、瓶之屬，皆石為之；三面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經(jīng)：東北壁為全部《法華經(jīng)》；西壁為《雜編》；共有四百十八石：故又名石經(jīng)堂；此雷音洞之《石經(jīng)》，乃顯露于壁間，供人摹拓，非深錮于洞內(nèi)者也。雷音洞之左有洞二；右有洞三；雷音之下，復(fù)有洞二；共計七洞：皆滿貯石經(jīng)，經(jīng)板層疊，駢列洞內(nèi)；自洞口石櫺之隙，可窺見之；有完整者；亦有破裂者；所謂二千三百余石，殆皆在此七洞之內(nèi)；有石幢記其目甚悉。

道宗在清寧三年后，又續(xù)刻石經(jīng)一百八十石。是時又有通理大師，慨石經(jīng)未全，有續(xù)造之志；遂于大安九年，在山之西峪寺，開放戒壇；士庶道俗，入山受戒；所獲施錢萬余，付門人善定，校勘刻石；至大安十年，錢盡功止；又有門人善銳，念先師遺風(fēng)，不能續(xù)扇；與善定共議募刊，以畢其功；凡得四千八十石。于天祚帝天慶七年，就寺內(nèi)西南隅，穿地為穴，將道宗清寧三年以后所刻，及通理大師所辦石經(jīng)，藏瘞地穴之內(nèi)；其上筑臺，砌磚建石塔一座，刻文標(biāo)地，知經(jīng)所在。是知白帶山之《石經(jīng)》，除七洞之外，西峪寺西南塔下，尚有一部分也。西峪、東峪均在白帶山下；就其地建東西云居寺，亦稱東峪寺、西峪寺；今東峪寺已毀，僅存西峪寺；至清代改稱為西域云居禪林。

《石經(jīng)》既自唐至遼，歷代續(xù)刻；迨元朝至正年間，有高麗沙門慧月大師來我國，亦繼續(xù)其事；惟明以后則無聞焉。此誠佛教史上偉大之事業(yè)，不僅關(guān)于美術(shù)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