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jié) 清初諸帝之信佛

一、順治帝之參禪順治帝自統(tǒng)一中原以后；一改滿洲專崇喇嘛之舊習，而歸依禪宗，頗致力于參究；觀其與玉林琇和尚，及其弟子■溪森和尚之關(guān)系，可以知之；玉林名通琇，系臨濟第三十一世，即磬山圓修之弟子也。順治十五年，曾下敕諭；特遣使迎接玉林；有云：“爾僧通誘；慧通無始，智洞真如；掃末世之狂禪，秉如來之正覺?！庇质觌分I；有云：“爾禪師通琇；臨濟嫡傳，笑巖近裔；心源明潔，行解孤高；故于戊戌之秋；特遣皇華之使；聘來京闕，卓錫上林；朕于聽覺之余，親詢釋梵之奧；實獲我心，深契予志；洵法門之龍象，禪苑之珠林者也?！逼渥鸪缈芍^至矣。玉林至京；順治帝即于萬善殿，請師升座說法；后迎人西苑，時時問答；遇合之隆，一時無比。既而玉林堅請還山；帝許之；留其首座■溪行森，問答稱旨。賜玉林號為大覺普濟禪師；■溪為明道正覺禪師。

然順治帝之參禪，乃自憨璞和尚始；《宗統(tǒng)編年》載憨璞和尚，住京都海會寺；都門宗風，自此大振；順治帝因狩南苑，幸海會，延見憨璞和尚，始與禪宗接觸云：

順治十四年，冬，十月；海會憨璞性聰和尚，結(jié)制萬善殿；先是：上狩南苑，因幸海會；延見聰，奏對稱旨；復(fù)召入禁庭，問佛法大意；乃詔結(jié)冬萬善殿；賜明覺禪師號。上后謂天童態(tài)曰：朕初雖尊崇象教，而未知有宗門耆舊；知有宗門耆舊，則自憨璞始；憨璞固有造于祖庭者也。

順治帝自憨璞奏對之后，乃留心參究；既有玉林師弟，復(fù)召玄水杲和尚，說法于內(nèi)庭。十六年，冬，天童道忞和尚，奉召入京；進見于萬善殿；傳諭，免禮賜坐，慰勞敘譚畢；即諭萬善愍忠廣濟三處結(jié)冬。帝親至方丈問法；時■溪森、玄水杲、憨璞聰，皆承召對。十七年，道忞還山，帝親送出北門，賜號宏覺禪師。

帝于座右大書：“莫道老來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币宰跃瑁慌c禪門耆學相見；不令稱臣致拜，從容握手，情逾師友；可知帝之參禪，必有心得；非一知半解者也。

二、康熙帝之崇佛康熙帝在位六十年；對于儒教及各種學術(shù)，均積極整理；成《康熙字典》及《數(shù)理精蘊歷象考成》等巨著；而對于佛教，亦稟前代成規(guī)，特加保護。二十三年，南巡，臨揚州之天寧、平山二寺，各有題詞；天寧曰蕭閑，平山曰怡情；至金山敕重加修建，親制文勒石紀之；書匾額日江天一覽；此外所至江南名剎，多有題詞。二十八年，二次南巡；至蘇州鄧尉山圣恩寺，親拈香禮佛；賜額曰松風水月；至靈巖，賜書翠嵐二字；復(fù)至杭州之靈隱云棲，而回江寧大報恩寺等處；所至遇山林學道之士，優(yōu)禮有加。又曾發(fā)帑重修補陀羅迦普濟寺，親制碑記，有云：“?？懿?，寺宇梵剎，皆為灰燼；自康熙二十二年，蕩平臺灣，海波永息；朕時巡浙西，特遣專官，虔修凈供；敬書題額，永鎮(zhèn)山門；復(fù)發(fā)帑重建寺宇，上為慈闈延禧，下為蒼生錫祉?！庇钟H制重修天竺碑文，有云：“能仁之量，等于好生；佛道之成，關(guān)乎民隱；將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啟；仁壽之域，舉世咸登?！笨滴醯圩匝匀觚g誦讀經(jīng)史，未暇覽金經(jīng)貝葉之文；觀其所作碑記，乃抱儒釋一致之思想；固未若順治之能親領(lǐng)禪悅；而其尊崇佛教，則猶先代之遺風也。

三、雍正帝之參禪雍正帝于禪門，頗有造詣；自言得力于西藏喇嘛章嘉呼土 克圖；茲節(jié)引《御選語錄》卷十八后序文于下：

朕少年時，喜閱內(nèi)典；惟慕有為佛事；于諸公案，總以解路推求，心輕禪宗；謂如來正教，不應(yīng)如是；圣祖敕封灌頂普慧廣慈章嘉呼土克圖喇嘛，乃真再來人，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藩邸清閑，時接茶話者十余載；得其善權(quán)方便，因知究竟此事。

帝之為此言，蓋初時惟知從佛教經(jīng)典上研求，而未知心性中向上之事，與一般學人所犯之病相同；及接近國師，而方能省悟也。帝曾于康熙年間；延禪僧迦陵性音，屢為結(jié)制；帝著力參究，偶有省悟；性音贊為大悟徹底；帝不自信，叩問章嘉；章嘉則不許之，更勉其進步。故帝于章嘉，極端信仰；稱為證明之恩師。

帝自號圓明居士，曾輯古來禪師語錄中之提持向上、直指真宗者，編為十九卷，名《御選語錄》。而以自己與人問答言句，收錄于第十二卷，頗多奇拔之語。茲錄一二則于下：

眾生不了，猶如小兒放風箏相似；隨風放去，風定卻復(fù)收來；收來放去，實同兒戲；何日是了期；所以古德每拈云：“腳跟下紅絲斷也未？”此語甚親切；譬如風箏線斷，紙鳶落在何處？參。

學人初聞道，空境易，空心難；究竟則空心易，空境難；空境而不空心，到處為礙；空心而不空境，觸途成滯；應(yīng)知心外復(fù)有何物可空；物外復(fù)有何心可空；所以云：“我自無心于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少有分別心，則非第一義；若不如是，必不能守。

帝于即位之后，又在內(nèi)廷與王大臣參究禪理，集此等諸人之語錄，亦為一編，名曰《御選當今法會》，附于《御選語錄》之十九卷。

帝既喜研禪理，又極提倡凈土；蓋鑒于禪門空洞之弊，而欲矯正之，示學人以腳踏實地之修行也。其于凈土祖師，特提蓮池大師，以為模范；《御選語錄》中，采其要語，別為一卷；帝自制序文有云：

達摩未到梁土以前，北則什公弟子，講譯經(jīng)文；南則蓮社諸賢，精修凈土；迨后直指心傳，輝映震旦；宗門每以教典為尋文解義；凈土為著相菩提；置而勿論；不知不覺，話成兩橛；朕于肇法師語錄，已詳言宗教之合一矣；至于凈土之旨，又豈有二；……曹溪十一傳而至永明壽禪師；始以凈土提持后學；而長蘆北磵諸人，亦作凈土章句；及明蓮池大師，專以此為家法；倡導于浙之云棲；其所著《云棲法匯》一書，皆正知正見之說；朕欲表是凈土一門，使學人宴坐水月道場，不致歧而視之，誤謗般若；故擇其言之融會貫通者，刊為外集，以示后世。

雍正帝之重要著述，有《御選語錄》十九卷，及《揀魔辨異錄》八卷；《御選語錄》分正集、外集、前集、后集之四類；其正集中所采語錄：為僧肇、永嘉覺、寒山、拾得、溈山祐、仰山寂、趙州諗、云門偃、永明壽、雪竇顯、圓悟勤、玉林琇、■溪森十三人；而以道教之祖師紫陽真人張平叔及自己所著圓明居士語錄，加入之；外集則采云棲蓮池大師語錄；前集、后集，則采達摩以下歷代禪師之語錄，末卷更附刻《當今法會》；由此編次之意觀之：正集中以張平叔，與諸禪師并列，以示紫陽之由道入釋；于古代佛教中，特冠以羅什門下之僧肇，最后則又附入云棲，蓋有調(diào)和教禪凈三宗之意焉。

至于《揀魔》《辨異錄》；乃為天童圓悟禪師之弟子法藏著《五宗原》，標立邪說，有背師旨；悟禪師會有《辟妄救略說》以駁斥之；而法藏之弟子弘忍，復(fù)作《五宗救》一書，以回護邪說；故帝特作此書，逐條駁正之；并將藏內(nèi)所有法藏弘忍之語，及《五宗》《原五宗救》等書，盡行毀板；其所頒上諭有云：

法藏之言，肆其臆誕，誑世惑人，此真魔外知見；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復(fù)有《五宗救》一書；一并流傳，冀魔說之不朽，造魔業(yè)于無窮；天下后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即有知而辟之者，有德無位，一人之言，無征不信……朕為天下主，精一執(zhí)中，以行修齊治平之事；身居局外，并非開堂說法之人；但既深悉禪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見現(xiàn)在魔業(yè)之大，豫識將來魔患之深，實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

帝蓋鑒于明末禪門黨同伐異之弊，徒在知見上逞機鋒，而忘卻向上一著，故慨乎言之；觀《御選語錄》后序中：性音勸帝研辨五家宗旨，帝謂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過權(quán)移更換面目接人；可知帝乃不承認有五家之區(qū)別；而主張五家一致之說者；其駁弘忍之《五宗救》，特就門戶之見最甚者斥之耳。上諭又云：

粵稽三教之名，始于晉魏；后世拘泥崇儒之虛名，遂有意詆黜二氏；朕思老子與孔子同時；問禮之意，猶龍之褒，載在史冊；非 與孔子有異教也；佛生西域，先孔子數(shù)十年；倘使釋迦孔子接跡同方，自必交相敬禮……后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謂某為日，某為月，某為星；朕意不必如此作拘礙之見；但于日月星之本同一光處，喻三教之異用而同體可也；觀紫陽真人之外集，自可無疑于仙佛一貫之旨；道既一貫，愈可以無疑于三教并行不悖之理；爰附及于此，使天下后世，真實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廣大識見，朕實有厚望焉。

由上言之：可知帝更主張三教一致之說者；以《史記》孔子問禮于老聃之故事，引證儒道二教之根本相同；并引隋李士謙以佛比日，以道比月，以儒比五星之說而修正之；此亦宋明以來三教合一論之影響，而帝之主張，更為鮮明也。

四、乾隆帝之刻經(jīng)事業(yè)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振興佛教，比諸唐宋開國時，亦無遜色。至乾隆帝則盡力于雕刻大藏經(jīng)，及翻譯國語藏經(jīng)等，亦偉大之事業(yè)也。明萬歷十七年所刊大藏，計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乃敕選后世大德著述，增入藏中，為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錄》；從事雕刻，即所謂《龍藏》是也。然清代雕刻藏經(jīng)，在康熙帝時，已編集《圓覺》、《金剛》、《楞嚴》、《維摩》、《仁王》、《楞伽》、《深密》、《涅粲》、《心地觀》、諸部般若等二十二經(jīng)，在內(nèi)府出版；此《龍藏》乃經(jīng)始于雍正帝，至乾隆帝而完成者也?！秴R刻書目》第十九冊卷首釋藏之夾注下，有云：“我朝雍正十三年，特開藏經(jīng)館；收奇黜妄，整理編刊；命和碩莊親王等董其事，至乾隆三年竣工，頒發(fā)各省寺院；誠巨典也?！贝丝梢詾樽C矣。

乾隆帝又以滿洲語翻譯大藏經(jīng)；《衛(wèi)藏通志》卷首載《御制清文翻譯大藏經(jīng)序》有云：

若夫訂《四庫全書》，及以國語譯漢全藏經(jīng)二事；胥舉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難觀其成；越十余載而全書成；茲未逮二十載，而所譯漢全藏經(jīng)又畢蕆。夫耳順古稀，已為人生所艱致： 而況八旬哉！茲以六旬后所創(chuàng)為之典，逮八旬而得觀《國語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與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欽承者，更不知其當何如矣。

乾隆帝為歷代帝王中壽命獨長之人；其訂正《四庫全書》及《國語翻譯藏經(jīng)》，經(jīng)始于乾隆三十八年即六十二歲之時；《四庫全書》歷十余年告成；《翻譯藏經(jīng)》則費十八年之歲月，至乾隆五十五年始竣工；帝年已七十九歲，其得意欣悅之情，可想見也。又云：

至于國語譯大藏，恐人以為惑于禍福之說，則不可不明示其義；夫以禍福趨避教人，非佛之第一義諦也；第一義諦，佛且本無，而況于禍福乎；但眾生不可以第一義訓之，故以因緣禍福，引之由漸入深而已。

是蓋說明佛教之第一義諦，本來空寂，超越于禍福之說；以禍福引誘眾生，使之趨避，乃佛教之方便說也。又云：

然予之意，仍并不在此；蓋《梵經(jīng)》一譯而為番（西藏）；再譯而為漢；三譯而為蒙古；我皇清至中國百余年，彼三方久屬臣仆而獨闕國語之《大藏》，可乎？以漢譯國語，俾中外胥習國語，即不解佛之第一義諦，而皆知尊君親上，去惡從善，不亦可乎？是則朕以國語譯《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

由此觀之：乾隆帝以《國語翻譯藏經(jīng)》之本意，可知矣。蓋自宋初仿唐制，設(shè)譯經(jīng)館；歷元及明，均以刊印《大藏經(jīng)》為國家事業(yè)之一；清室繼之，而有《龍藏》之編輯，意在超越前代夸耀后世也。然元世祖命帕思巴，始創(chuàng)蒙古新字；至武宗至大三年，召集藏蒙漢及西域?qū)W者，從西藏之《大藏經(jīng)》，重譯成蒙古文，稱《蒙古藏經(jīng)》；若清代無滿洲語藏經(jīng)，則視元為遜色；故乾隆帝汲汲圖之，而有三方皆為臣仆，不可獨闕國語《大藏》之言也。至于籍翻譯藏經(jīng)，希冀以國語普及中外人民，亦為彼大一統(tǒng)之夢想也。國語《藏經(jīng)》有一百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

乾隆二十四年，帝曾命和碩莊親王允祿，選擇通習梵音之人，將全藏經(jīng)中諸咒，詳加訂譯，編為《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計八十八卷，附《同文韻統(tǒng)》六卷；《字母讀法》一卷；《讀咒法》一卷，共九十六卷。當時頒發(fā)京城直省各大叢林，今則皆已不存，惟北京之雍和宮及觀音寺各存一部；版藏內(nèi)庭，亦已散失。近由居士徐文霨、蔣維喬、陳汝湜等發(fā)起，向觀音寺借得原本；由商務(wù)印書館影印流通。此四譯對照之全咒，亦乾隆帝一大事業(y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