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克雷奇每日新聞》1976年贏得普利策公共服務獎以后，自信心更強，報社員工逐漸增加到80人。到20世紀80年代末，該報毅然著手一項艱難的社會問題報道：通過調研說明阿拉斯加土著居民中間為什么酗酒和自殺現象泛濫，以及幫助設法予以緩解。

霍華德·韋弗，當年與鮑勃·波特菲爾德一起完成卡車司機工會系列報道的那位年輕記者，此時已擔任該報常務主編?！拔覀兝狭艘恍┮哺斆饕恍表f弗說，“墻上還掛著普利策金質獎章。它使我們說話更響亮，效果明顯?！眻笊绲乃姓撸òl(fā)行人）已由凱·范寧換成了麥克拉奇報業(yè)公司，但范寧培養(yǎng)起來的調研文化仍一如既往，而且更受重視。

韋弗說，有好幾個因素促使他們研究阿拉斯加土著人。他的妻子芭芭拉·霍金是阿拉斯加州政府社區(qū)事務部一位專家，經常出差到偏遠各地，帶回當地一些人絕望和自殺的消息。而在報社，有一天一位員工邁克·杜甘建議韋弗細細讀讀該報刊載的來自一些偏遠地方的訃告。杜甘說他發(fā)現那里面有一種模式。

多年前，安克雷奇這家報紙曾經對土著阿拉斯加人作過一次報道。韋弗把當年的報道又找出來讀了一遍。他回憶說：“那次系列報道是相當好的，只可惜沒有明確定論，沒有導致重大后果?！边@次開始再報道，能不能做得更好，他是感到有壓力的?！拔覀兣Τ莻€球游過一次，卻沒能抓住它。所以當這一次開始的時候，能不能抓住了，我當時也沒有把握。但我相信我們一定會使出最大力氣?！保▽嶋H上1968年那次報道曾經是當年普利策獎評委會挑選出的入圍作品之一，只是韋弗他們不知此事，因為普利策獎理事會只宣布了最終的獲獎者。）

韋弗他們這次新努力的第一步，是利用麥金托什電腦，把阿拉斯加州警察近幾年發(fā)布的農村土著人死訊全都匯總起來，建成數據庫。記者們分析了多少人死于事故，多少人死于酗酒相關疾病，多少人死于自殺。韋弗說，這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主意，但過去卻未曾收集過這些數據。接著，韋弗派記者理查德·莫爾出差一個月，到各地摸摸情況。莫爾回報社后，寫了一份備忘錄。

韋弗回憶說：“我直到今天還忘不了那備忘錄開頭的一句：‘情況之糟遠遠超出你所能想象到的田地?！@就為后來的報道作了準備，我們決心大干一場。”

難題很多。第一個難題就源自酗酒和自殺這兩個主題本身的性質。人們對這兩個主題的態(tài)度總是全盤否定。在紐約是這樣，在堪薩斯是這樣，在阿拉斯加也是這樣。進一步的難處還在于，要寫的對象主要是鄉(xiāng)下的棕色人，而寫的人卻主要是城市的白人。

盡管墻上掛著普利策金質獎章，《安克雷奇每日新聞》仍然自視為美國報界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一個而已。可是在它所要報道的那些小村莊，它卻可能顯得是《紐約時報》或《芝加哥論壇報》那樣的大家伙。韋弗想過：“在阿拉斯加土著人心目中，安克雷奇也是一個大城市，他們會覺得這是一個大城市的大報在責罵他們。你不必是一個天才就可以看出這當中存在著某些陷阱。然而我們總得跳過去，否則我們的聲音只會是模糊不清的，沒有人會聽的。”

莫爾最初的觀察為初期的報道定了調子。參加報道的人逐漸增加到大約30人。韋弗說：“我們開始看出了某些模式：問題主要在于青年人；與酗酒有關；有許多意外死亡或自殺，都緣于暴力。所以我們開始調查問題的規(guī)模?！闭{研進行了9個月?！霸趫蟮赖拿恳粋€階段我們都越來越沉重地感受到工作的重要。這樣，我們就更加希望把工作做好，這任務就更加有意義了。”

有一個統(tǒng)計數字特別能說明問題：一個阿拉斯加土著男孩的自殺可能性比美國其他地方的男孩這樣做的可能性高出25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