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經(jīng)歷了庚子巨禍的慈禧太后已經(jīng)意識到必須順應潮流，這個潮流就是：危機四伏的大清王朝必須進行體制變革。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尚流亡在西安城中的慈禧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fā)布《倡議直言》上諭，這個類似錯誤檢討書和變革宣言書的文件，不僅證明年老的皇太后依舊有著驚人的活躍思維和政治眼光，而且還顯示出大清皇室試圖挽救危亡命運的變革愿望。上諭表明確：“世有萬祀不易之常經(jīng)，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是中華典籍中早已闡明的道理，因為“大抵法積則弊，法弊則更”，變與不變的唯一衡準是“強國利民”。且這種改變?nèi)纭扒偕南摇保⒉贿`反祖宗的規(guī)矩。過去康有為等人的行為，不是變法而是“潛謀不軌”，砍掉他們中間首要分子的腦袋是“鋤奸于一旦”。之前的洋務運動等變法主張，也僅僅是在語言文字和制造器械方面效法西方——“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 ？那么，西學之“本源”是什么呢？是“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在這番矯情而含糊的措辭之后，除了帝制體制之外，慈禧要求在官制、財政、軍事、外交、法律、教育和經(jīng)濟等方面進行全面變革。至于國家積弊，上諭中的這段話值得細讀：中國之弱在于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籍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貪官庸吏以文過飾非的往來文件當作遮丑之物和升官之道。

“私”足以誤國。

“例”足以致禍。

在外國有權(quán)在中國國土上駐扎軍隊致使整個國家門戶盡失的條約簽訂之后，在需要用三十九年時間還清九億八千多萬兩賠款的條約簽訂之后，大清帝國的朝廷說出這番話可謂痛定思痛。

清廷的一系列變革行動史稱“清末新政”。

一九○一年以后，中國近代史上所有重大事件的起因，幾乎都與大清朝廷主持下的新政變革有關(guān)。

慈禧在推動歷史向前邁進的同時，也為大清王朝的滅亡挖掘了墳墓。她的影響至今留存在中國各種各樣的史書中不是偶然的，至少在如何維持帝國政權(quán)方面，她堪稱一位有膽有識的女人。

“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狈▏送锌司S爾在分析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時說，“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加激烈，痛苦的確已經(jīng)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

“感覺更加敏銳”的國人最痛恨的，莫過于官吏無可救藥的貪腐，孫中山將其歸結(jié)為中國一切罪惡的根源：中國所有一切的災難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統(tǒng)的貪污。這種貪污是產(chǎn)生饑荒、水災、疾病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武裝盜匪長年猖獗的主要原因……貪污行賄，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恥地對于權(quán)勢地位的買賣，在中國并不是偶然的個人貪欲、環(huán)境和誘惑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權(quán)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職的唯一的可能條件。在中國要做一個公務人員，無論官階高低如何，就意味著不可救藥的貪污，并且意味著放棄實際貪污就是完全放棄公務人員的生活。歸根結(jié)底的問題是：中國人到底愿不愿意生活在皇帝的統(tǒng)治之下？在這個帝制制度已經(jīng)存在了上千年的國度里，這個問題的提出似乎顯得有些荒謬。但是，深究中國人在文化和心理層面上對皇室和皇權(quán)所抱有的態(tài)度，卻令人十分困惑。在中國人的皇權(quán)概念里，尊君思想不言而喻，如同凡事都盼望著清官一樣，沒有了皇帝的中國人不知道該向誰去跪拜，失去跪拜對象的中國人會因為沒有了他人對自己的主宰而不知所措。但是，從古至今，罪君現(xiàn)象也存在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每逢改朝換代，各種討君檄文便會歷數(shù)前朝皇帝罄竹難書的罪惡。中國人針對君王的詞匯異常豐富，除了“東方旭日”、“天地通明”、“恩澤天下”的輝煌頌詞之外，還有“愚暴冥頑”、“昏謬兇殘”、“荼毒萬民”的咬牙切齒。無論歌頌還是咒罵，中國人傳統(tǒng)的皇權(quán)概念與“專制”或“民主”的政治理念無關(guān)。對皇權(quán)愛恨交加的中國人，就社會身份而言，似乎從來沒有在乎過自己到底是臣民還是公民。因此，在倫敦的斗室內(nèi)，絕望的孫中山曾對大清帝國公使館的官員說：“我之為民，不過設議院、變政治，但中國百姓不靈，時尚未至，故現(xiàn)在未便即行?！薄鞍傩詹混`”，中國的思想先行者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足以印證中國近代民族覺醒的遲緩與艱難。

孫醫(yī)生叛逆的理由或許是他學過解剖學——精通解剖學的醫(yī)生不但比常人更明了人是一堆什么物質(zhì)，而且還明白無論是皇帝還是臣民實際上都是一堆同樣的物質(zhì)。

在對人的認識上，科學與哲學殊途同源。

這就是大清皇室所有危機的根源。

雖然“百姓不靈”，但是先覺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看清了帝制的五臟六腑，中國近代史的演變由此復雜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