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維亞是巴爾干半島上唯一對列強具有威脅性的國家。繼1903年改朝換代之后，具侵略性的塞爾維亞領袖尼古拉·帕西奇（Nicholas Pa?觢ic）采取公然反抗奧地利的政策。奧匈帝國政府則以限制塞爾維亞的主要輸出品：豬與白蘭地出口的關稅壁壘政策，來回敬塞爾維亞。這就是所謂的“豬戰(zhàn)爭”（Pig War）。更嚴重的是，塞爾維亞不能或不做任何事來阻止反奧地利的秘密組織——黑手黨——的活動。1903年以后的塞爾維亞，已經變成“猛咬奧匈帝國致命弱點的豺狼”。

奧地利的外交大臣阿洛伊斯·馮·埃倫塔爾（Baron Alois von Aehrenthal）男爵堅信，除非奧地利決心“迎向艱險，徹底打破泛斯拉夫主義的夢想”，否則奧匈帝國將繼續(xù)“一步一步地陷入悲慘的境地”。①埃倫塔爾第一個阻撓塞爾維亞壯大的行動，是修筑一條南抵愛琴海的鐵路，以便分隔塞爾維亞與其他斯拉夫地區(qū)及亞得里亞海。當這個“非正式帝國”似乎成效不大時，埃倫塔爾在1908年決定徹底吞并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如此一來，它們就永遠不可能變成大南斯拉夫國的一部分。因為俄國剛在1905年的日俄戰(zhàn)爭中蒙羞，而土耳其在青年土耳其運動的領導下專注于國內的改革行動，根本無暇阻止保加利亞在1908年完全獨立，所以這似乎是個適當?shù)臅r機。

埃倫塔爾先與俄國的外交大臣亞歷山大·伊茲伏爾斯基（Alexander Izvolsky）協(xié)商吞并波黑的計劃。在最嚴格的保密措施之下，兩人同意以支持俄國軍艦取得通過君士坦丁堡海峽的權利，作為俄國默許奧匈帝國吞并波黑的交換條件。然而，在伊茲伏爾斯基尚未就新的海峽權利與其他列強完成協(xié)商之前，埃倫塔爾就已經宣布吞并波黑。因為未能實現(xiàn)己方的權利，伊茲沃爾斯基感到自己遭到背叛?！氨氨傻莫q太人欺騙我，”當伊茲伏爾斯基在柏林聽到這項消息時，他向德國首相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親王哭訴，“他騙我，他騙我，那個丑惡的猶太人。”②主要是因為德國私下威脅要放出伊茲伏爾斯基之前曾經秘密同意這項交易的消息，而阻止了他想要讓俄國就波黑問題向奧地利開戰(zhàn)的想法。在1908年的波斯尼亞戰(zhàn)役失利之后，俄國人再也不可能對奧匈帝國讓步。

但是使巴爾干半島動蕩不安的原因，不只是帝國主義的野心與恐懼。巴爾干半島上剛剛獨立的國家，并未形成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因為巴爾干半島上的民族太過多樣化，難以成形。巴爾干人的民族認同并不是基于身體上的差異——每個人看起來或多或少都有相似之處——而是基于所使用的語言、文化與宗教信仰。套用人類學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聞名于世的說法，他們是“想象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但是他們對民族的熱情卻絲毫不減。這個地區(qū)包含了多種語言，而語言是認同感的主要支柱。就宗教信仰來看，可以從北到南大略畫一條線，將巴爾干半島劃分為西部的天主教（以及他們所使用的拉丁文字母系統(tǒng)），與東部的東正教（西里爾字母系統(tǒng)〔Cyrillic alphabet〕）。在波斯尼亞和阿爾巴尼亞，有些族群還信仰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者所信奉的回教。

受過較好的教育、有較好組織的社群，建立了西方式的同質性國家，卻發(fā)現(xiàn)這些國家中也包含了棘手的少數(shù)民族，而自己的一些同胞依然在新國家之外。由此，居統(tǒng)治地位的民族往往吸納或驅逐少數(shù)民族，并進行擴張，以便將流散的同胞也囊括進來。

1912年，塞爾維亞人乘馬其頓境內阿爾巴尼亞人的暴動之機，聯(lián)合毗鄰的希臘、門的內哥羅（黑山）與保加利亞，發(fā)動閃擊，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取馬其頓地區(qū)。在這場馬其頓爭奪戰(zhàn)的第一次巴爾干戰(zhàn)爭里，侵略者所得甚豐，但是奧匈帝國竭力主張阿爾巴尼亞獨立，以再次封鎖塞爾維亞進入亞得里亞海的通道。在這幾個月內，第一次巴爾干戰(zhàn)爭的勝利者們因為戰(zhàn)果的瓜分問題而爭吵不休。在第二次巴爾干戰(zhàn)爭時，利用一個保加利亞將軍擅自攻擊塞爾維亞和希臘陣地的事件，羅馬尼亞和奧斯曼帝國聯(lián)合塞爾維亞、希臘和黑山，強迫保加利亞放棄某些領土。這些爭斗都伴隨著類似20世紀90年代的“種族清洗”。

1912年與1913年不光彩的巴爾干戰(zhàn)爭，使歐洲人放松了警戒。他們認為既然列強可以為了“歐洲協(xié)調”，共同努力使這兩次的沖突局部化，那么他們同樣也可以讓巴爾干沖突永遠局部化。但是，在維也納，巴爾干戰(zhàn)爭使驚恐的奧匈帝國統(tǒng)治者下定決心，不可以再讓塞爾維亞那個“毒蛇窩”贏得進一步的成功。

一方面，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之間只有些微的忍讓；另一方面，俄國和奧匈帝國之間的忍讓也有限。在這樣的態(tài)勢下，1914年6月，年輕的普林西普在薩拉熱窩暗殺了哈布斯堡的王儲。

奧匈帝國政府并沒有確切的證據(jù)，證明塞爾維亞政府事先知悉普林西普及其同伙的計劃。即使到了今天，我們最多也只能說，有些塞爾維亞的內閣成員與軍官，知道一些恐怖分子的秘密計劃，而塞爾維亞政府既沒有意愿也沒有能力阻止他們的行動。不論如何，維也納政府視這次的暗殺行動為“展現(xiàn)力量一勞永逸地處理塞爾維亞……的時機”。①對于像奧匈帝國軍隊參謀長弗蘭茨·康拉德·馮·赫岑多夫將軍（Franz Conrad von H?觟tzendorf）般，從1908年起就極力主張對塞爾維亞進行預防性戰(zhàn)爭的人來說，現(xiàn)在正是放棄那些如“豬戰(zhàn)爭”、愛琴海鐵路，以及阿爾巴尼亞獨立等不徹底手段的時機。哈布斯堡王朝決定直接對塞爾維亞進行懲罰性戰(zhàn)爭。奧匈帝國領袖對于1914年7月第一次作出的開戰(zhàn)決定，負有重大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