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之二：翟杰

我是20個世紀50年代的獨生子女。那個時代，像我這樣的獨生子女實在是“稀有動物”。每當人們談到這個話題，都一致地懷疑我是抱養(yǎng)的，或是寄養(yǎng)的，總而言之：不是親娘養(yǎng)的。因此，我是在社會及周邊人群的懷疑、猜測、驚訝、探尋、不解中長大的。也許就是這樣的生活環(huán)境，讓我認識到：我必須一個人承擔起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們共同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我的責任和義務比他們重幾倍甚至十幾倍。這也許是當代獨生子女們遇到的同樣問題。因此，我就要將多子女家庭中每個子女所具備的某種能力集于我一身。這也許就是我必須要多學、多做、多掌握的家庭歷史原因。就是在這樣的家庭和社會壓力之下，在這樣的理念引導下，不知不覺之中，我成了被人們譽為“多才多藝”的素質教育典型。

正是這樣的原因，在我成年以后，我成了素質教育的倡導者和推行者，同時也是自發(fā)素質教育的受益者和實踐者。我所生活的那個年代，沒有很好的學習環(huán)境，我大部分的知識積累是靠自學。在完成必要的規(guī)定學習任務之外，我喜歡什么就多學點什么。就這樣，我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每當我在講課和培訓中，時而侃侃而談、時而翩翩起舞、時而引吭高歌、時而詼諧幽默之時，學員們都不禁像探寶一樣問我素質教育的問題，尤其是為人父為人母的家長們。從他們熱切的詢問中，我體驗到了他們對孩子的珍愛，同時也感受到了他們對子女教育的困惑。于是，在我的課程設置中，又增添了一個領域：親子教育。

在我從事親子教育課程的幾年里，我越來越感受到，僅僅靠我個人一堂課一堂課地講，已經滿足不了廣大家長和社會的需求。于是，一個用書籍這種更快、更廣的傳播方式，將我30年獨生子女的親身體驗和我20年教育獨生子女的親自實踐，這樣整整半個世紀的收獲與大家分享的愿望便油然而生。

于是，我把這個想法與新華出版社高級編輯、我尊敬的大姐盧瑞華老師、北京博士德公司總經理朱新月先生和張明帥先生、高磊老師交流后，立即得到了大家的首肯。我的恩師——中國教育藝術大師李燕杰教授、著名親子教育專家——知心姐姐盧勤大姐，也非常支持，百忙之中為本書作序。

我把對外關系搞好后，又開始搞對內關系。我把這個想法與我的孩子——本書的第一作者翟羽佳，我的妻子——本書的第三作者李雅杰，我的母親——本書不署名的高級顧問谷桂蘭老人溝通，得到的回饋是：我們家“參眾兩院”一致反對。

孩子說：你把我本應該藏在心里的回憶公之于眾，我還有什么隱私……

妻子說：我知道你把我拉進去，就是要拿我當反面典型……

母親說：我在新華書店賣了一輩子書，不想看到書中對你爸爸的批評……

面對此情此景，我一時犯了難。我個人認為：按照我的創(chuàng)意和策劃，如果沒有他們參加，出版這本書的意義就不大；如果沒有他們的配合和參與，這本書也寫不成。于是，我開始問自己：平日里，他們對我的工作一向是大力支持、積極配合，這次為什么一反常態(tài)、集體反對呢？很快，我找到了原因：是我沒有把出版這本書的道理和意義講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