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典章，早朝受四方奏事，早成沿習，午朝在景泰初年曾短暫設置過，隨著景帝心有旁騖而罷。楊守陳認為，重開午朝聽政，皇帝與大臣陳論，乃是融洽君臣關系、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手段。為區(qū)別早朝，午朝儀式可簡省，地點則可放在文華門。大臣臺諫應事先具疏，在午朝時擇其要者口奏，皇帝詳問后作出裁決。其他諸如接見外來使臣、討論地方事務、付有司評議、接受擔任地方要職官員的陛辭并作出戒諭等，都可放在午朝時舉行。至于國家大政的商議裁決，則應放在文華殿舉行。在楊守陳為皇帝設計的這張工作日程表上，皇帝如同一臺專門處理政務的機器一般日夜運行不止，沒有私欲，沒有任何不良嗜好，這正是文官集團所期望的皇帝形象。“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多，居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接士大夫之時多，對宦官宮妾之時自然就少，只有這樣，才能“使賢才常接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聰明”，最終的目的也就達到了——“而致治之綱舉矣”。

年輕的皇帝居然接受了對他有著諸多約束的這些建議，成儀之外，又加午朝、日講，其勵精圖治之心足令文官們歡欣鼓舞。不久，憲宗朝時一些因得罪閹人佞幸被降謫的官員大多起用，曾因方士僧道而濫設的種種多余的祭祀被廢除，既厘正了國家祀典，又節(jié)省了大量不必要的財政支出。蘇、松、杭、嘉、湖五府織染機構的額外織造被停止追加，督造官被召還，雖然皇帝耳根子軟，某些地區(qū)的中官織造后來又重新開設，對歷年積弊的匡正也不是很徹底，但孝宗皇帝恭儉且有天資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所有種種的變化，有理由讓文官們相信朝局正向著他們所希望的方向發(fā)展，只要假以時日，再現仁宣時代的盛世景象也不是全無可能。

但隨著時日的推移，年輕的皇帝身上的種種劣根也暴露出來了，最要命的是他越來越像他父親一樣熱衷于齋醮、煉丹。做了八年皇帝后，朱祐樘就像個偷懶的學生一樣，視朝漸晏，奏章的批答也不及時了。每日的小經筵早就自行廢止，就是大經筵，一年里也進行不了幾回。1497年，朱祐樘召見內閣大學士徐溥等，每人賞茶一杯，滿朝竟以為盛事，可見上下否隔到了何等地步。

朱祐樘性格上的柔弱使得弘治朝時外戚的勢力也來損害帝國的肌體，他的仁而不斷真要讓他的大臣們怒其不爭了。這一切要歸因于他有一個貪婪而又虛榮的妻子——皇后張氏。靠著張皇后的縱容和庇護，她背后那個龐大的家族瘋狂地進行了利益擴張?；屎蟮母赣H張巒在女兒選進宮時，還不過是國子監(jiān)的一個監(jiān)生，但在皇帝大婚后就被封為壽寧伯。次年，張皇后生下后來被宣布為皇太子的兒子，她父親馬上呈交了一份不得體的奏疏，要求提升為侯。雖然有許多高級官員提出反對，皇帝還是給他的老丈人提高了爵位。幾年后，當此時已為壽寧侯的張巒死去時，他的爵位由長子張鶴齡繼承（他的另一個兒子后來也被授予了爵位）。他本人被追封為地位更高的昌國公。盡管有官員指責說，死去的國丈的那座豪華的陵墓是以公帑建造的，這是大大違禮的行為，但有張皇后罩著，這事最后還是不了了之。

張氏兄弟憑著他們做皇后的姐姐青云直上，他們家族的財產也在呈幾何級數飛速增長。張氏家族的許多叔伯、兄弟以及門下形形色色的食客都得到了官銜、官職，并爭先恐后參與到貪污腐化中去，對這一現象，本朝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學者之一李夢陽（他當時是戶部一名年輕的官員）寫了一封很長的奏議提出批評，他特別指出，容忍張氏兄弟赤裸裸的貪瀆行為勢必給王朝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張鶴齡本人和他的姐姐張皇后憤怒地提出要李夢陽的腦袋。朱祐樘妥協(xié)了，他下令把李夢陽投入獄中，然后私下認真地垂詢幾個大學士。一個大學士提出李夢陽的言詞“狂妄”，另一個則說李所寫的都是“赤心為國”。經過一番猶豫后，朱祐樘相信了李夢陽的所作所為是出于一個正直的朝臣的責任心，他甚至不愿鞭笞李夢陽以取悅于他的皇后，只罰沒了李夢陽三個月的官俸就把他無罪釋放了，這說明他對是非還沒有失去基本的判斷力。

1505年初夏的一天，尚未滿三十五歲的朱祐樘因過多服用含有毒素的丹藥走入生命的末途，臨終時他在病床上召見了大學士劉健、李東陽和謝遷，在對大學士們的辛勞表示感謝后，他把時年十五歲的兒子朱厚照托付給這些肱股之臣，并指出這個兒子身上最致命的弊病即好逸樂。把江山交給這個不成器的兒子他實在是不放心，但舍此又有什么辦法呢，他只有這一個兒子了（次子朱厚煒不到三歲就早殤了），只能寄希望于大學士們盡心輔佐，“教之讀書，輔之成德”，如此，朽木或可雕也，則國家幸甚。為了讓兒子盡快走出叛逆、荒唐的青春期，病榻之上的朱祐樘操心的還是兒子的婚姻大事，他讓大學士們盡快給兒子選一個賢惠的女子，禮部擇日早行婚禮大典，他以為，只要讓兒子在感情上有了歸屬，必能改掉身上浮夸和玩世不恭的習性。

但后來這個少年的所作所為，像是跟他的父親開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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