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壽龍很爽朗、很雅達地答應了我們的請求。

接下來，我做了一個地方利益的封面報道，照例，我需要聯(lián)系一個學者完成“第三段”的制度思考。

我又找到了毛壽龍，我希望通過電子郵件采訪對他做個專訪。

需要解釋的是，當時的我，最希望的就是采取專訪的形式，而非學者自己撰寫文章，因為依據(jù)單位對記者的考核方式，專訪算是記者自己的作品，而非被訪問者的。如此，記者就能多拿一份稿費。這是我自己的小九九，毛壽龍可能不會知道，知道了可能也不在乎。

可是我知道，所以，我在乎。作為心理上的一種補償，我請毛壽龍為我們撰寫評論，給他開出當時看來不菲的稿費。

毛壽龍撰寫評論文章，起初并不像我們預期的那樣雅俗共賞。為了適合讀者的閱讀，我做起了他的編輯，我像個翻譯似的，將他的學術語言轉化成讀者易于接受的民間語文。

毛壽龍不是個別現(xiàn)象，世紀之初的一撥學者不是一開始就會寫報刊文章的，從學術論文到學術隨筆，大多數(shù)學者都經歷了一番煎熬，有的人從來就沒有熬出頭，只能回到書齋與同行對話。

毛壽龍的悟性高，熬的時間比較短，他很快就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欄作家，只不過那時候“專欄作家”還沒有成為頭銜，請學者做專欄作家也還沒有成為普遍現(xiàn)象。

學者以專欄作家的頭銜介入新聞媒體的內容生產，成為編輯的日常工作對象，并成為一種現(xiàn)象，是從《經濟觀察報》、《財經》雜志等財經類報刊開始的。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汪丁丁在《財經》雜志首開了“本刊學術顧問”的先河。《財經》的情況我不熟悉，《經濟觀察報》我倒可以說出個一二三四來。

2001年底，我加盟《經濟觀察報》的時候，于威和許知遠已經通過《觀察家》版組，將專欄作家的學者化內容生產定格為一種模式。學者以專欄作家的方式，對紛繁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現(xiàn)象發(fā)表他們的一孔之見，是西方報刊的創(chuàng)舉，我們的報刊在上世紀初期，也曾步西方報刊的后塵，讓文人論政成為一種時尚。怎奈，上個世紀下半葉，文化革命的暴風驟雨，浪高流急，哪怕是留得殘荷聽雨聲的“三家村夜話”，也經不住風吹雨打，急速凋敝，碾落成泥。

感謝經濟全球化，感謝中國與ＷＴＯ的第二次擁抱，它讓迷戀于西方報業(yè)的于威們許知遠們，在21世紀開頭的時候，續(xù)接了專欄作家的西方潮流。短短幾年，一撥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歷史研究者，通過《經濟觀察報》、《南方周末》、《中國新聞周刊》等大眾媒體，通過他們對公共事務的或褒或貶，成為讀者心目中的“學術明星”?！督洕^察報》之類的大眾媒體，也通過他們指點江山的激揚文字贏得了大量的讀者。

這是一場彼此成就對方的游戲。在這場游戲中，公共事務得到了空前的討論，公共知識分子得以慢慢孵化，他們沖出了過去賴以存活的學術共同體，進入了嶄新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