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身這樣的環(huán)境，我焉能不見賢思齊？

《南平寓言》的寫作與秦朔直接相關，《拐點》則與張良關系甚大。在一次去往杭州的旅程中，他跟我計劃起下一期《南風窗》的特別策劃，他隱約地覺得“胡溫體制”下的社會體制改革較往昔突破甚大，希望我搞定這個選題。我受到了莫大的觸動，非但完成了那一期的特別策劃，還寫出了一本擠占暢銷書排行榜的《拐點》。

《拐點》幾乎打上了深刻的《南風窗》的烙印。我之所以制造出“拐點”這個“《新周刊》2004年度關鍵詞”的概念，與《南風窗》這份雜志喜歡創(chuàng)造概念的習性是一脈相承的。它在風格上也同樣沾染了《南風窗》國家倫理的宏大敘事。

在《南方周末》，我的同事予我最深刻的教益是人民倫理的個體敘事，他們總能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思考問題，盡管這樣的立場偶爾會導致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盡管他們的報道冷酷了一些，可他們的確幫助我更為多元地認識了我們的國家。有一次，有個同行評價柴會群采寫的《鬼妻》，太陰暗了，不陽光。我反倒覺得，《鬼妻》之類報道的價值，就在于敦促那些渴望陽光的人們正視陰暗的存在。

無論是《南方周末》還是《南風窗》，很多同事都懷有一個特別可貴的品質，那就是，他們的新聞腳真的踩在中國的大地上。《南風窗》的同事石破、尹鴻偉、鐘岷源，《南方周末》的朱紅軍、曹筠武、徐楠、鞠靖、馬昌博等人采寫的很多報道，對中國政治、社會形態(tài)的刻畫，可謂入木三分。他們的報道中可以聞出泥土和驢糞的味道。他們的存在，不斷地提醒我，警惕向上的危險，不能被廟堂之上的政治和生意遮蔽了視線。

他們的存在，還提醒我精進的精神之于新聞的意義。原來的新聞部執(zhí)行總監(jiān)楊瑞春，是我過去在《中國新聞周刊》的頂頭上司，可我們在《南風周末》共事的時間要比之前長得多。八年過去了，關于她的某個印象卻一直長存我心。有一回，我看她在辦公室寫一篇平常得我已記不清內容的稿子，為了一句話的表達，她在電腦上改了又改，噼噼啪啪的聲音，為那句話反復響起。每當我回頭看自己的報道或者書稿，看其中缺少斟酌的字句，楊瑞春在那一刻的印象，就會在心頭躍起。

《南方周末》在新聞專業(yè)主義道路上的探索，還未進入佳境，可是，編輯中心制之類的內容生產方式，在我們這個職業(yè)化程度相對較低的國家，充當了可貴的先鋒。副主編伍小峰每年選編一本調查報道集之類的執(zhí)著，李紅平、林楚方、趙凌等人對每篇報道的專注，均對我教益多多。有一次，鄧科在我寫的稿子中糾正了一處硬傷，關于賈慶林是否參加接見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的代表，我將事實搞錯了，事后想想一身汗。還有一次，文化部的編輯袁蕾編我的一篇文化稿，她的反復追問暴露了我采訪中所有的粗疏，無一逃脫。汗顏之余，滿懷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