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燭塵看出了他們的疑問，就說：“你們一定會想，李某人憑什么講這些話呢？其實，這些話不是我講的?！闭f到這里，他反問樂松生和樂肇基，“你們知道劉少奇同志嗎？”

北平和天津解放后，樂松生和樂肇基也時常聽到這個名字，知道他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重要領導人，還知道他曾經(jīng)領導過安源工人罷工。

李燭塵告訴樂松生和樂肇基說：“最近，劉少奇同志到天津來了。”

“怎么，他是來領導工人鬧罷工的嗎？”在座的人當中，有人沉不住氣了，急急問道。

李燭塵一聽，哈哈大笑說：“你想到哪里去了？剛才我說的那番話，就是劉少奇同志到天津來，對民族工商業(yè)者講的?！?他告訴大家，劉少奇同志這次是受毛澤東主席的委托到天津來的。他到天津后和工人、干部，工商業(yè)界人士開座談會，要求工人和干部正確認識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作用，實現(xiàn)勞資兩利；他還鼓勵民族工商業(yè)者辦好企業(yè)，努力生產(chǎn)。樂松生這才明白，為什么李燭塵先生對中共的政策這么了解。他對李燭塵先生說：“我還奇怪您什么時候成了大理論家了，原來是從劉少奇同志那里聽來的。”

李燭塵又笑了，他搖搖手說：“我也不全是‘躉’來的，也有我自己的學習心得，所以說得不對的地方，你們還要多多包涵??！”

樂松生不了解共產(chǎn)黨，雖然他和樂肇基都相信李燭塵，李燭塵的話讓他們輕松了不少，可是出于長期從商的本能，他們更看重的是活生生的現(xiàn)實。沒有多久，他們就看到，天津的工商業(yè)穩(wěn)定了下來，經(jīng)濟有了起色，市面也開始繁榮起來，企業(yè)開工率迅速攀升。到１９４９年６月份，天津新開張的廠店達一千一百六十戶，而停業(yè)的下降到只有二十七戶。天津的財政收入成倍增長，不久，天津的進出口總值就達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這時樂松生再想想李燭塵講過的共產(chǎn)黨的政策，終于認識到共產(chǎn)黨“保護民族工商業(yè)”的政策并不是口頭上的宣傳。不過，更讓樂松生受到震動的卻是同仁堂的一場勞資糾紛。

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了，人民當家作主了，同仁堂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１９４９年３月，這個有著二百多年歷史的家族企業(yè)，曾經(jīng)和封建王朝有著密切關系的老鋪，建立起了工會，它隸屬于“北京市國藥工會”。職工們說：“嘿，這可真是開天辟地第一回的新鮮事兒！往后咱們也當家作主了。”

可是老樂家卻有人說：“真是古今奇聞！伙計也想當家了，這不是‘僭越’嗎？”

更讓樂家的人出乎意外的是，同仁堂的職工竟然提出要和資方談判。

樂家的人當中有因循守舊的，也有開明達觀的，可是和自己店里的職工談判，別說沒經(jīng)歷過，連聽都沒聽說過。自打清朝康熙年間開業(yè)以來，同仁堂雇傭員工大都非親即故，不少都有兄弟、父子、叔侄、甥舅的關系。這種辦法一是有利于傳承技藝，穩(wěn)定產(chǎn)品質量，二是能夠緩和勞資矛盾，利于鋪東管理。不過，這種辦法又多少帶有封建色彩，職工受到不公正待遇，因為怕受株連，大都以忍為安，不敢稍有微詞。因此，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勞資糾紛，職工提出要談判，樂家的人竟然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應對了。他們連換了幾位“資方代表”，都是樂家德高望重的人物，可是都和職工“談崩了”。樂家的人為此議論紛紛，有的說：“什么談判，這些店員就是想反仆為主，把咱們攆走，他們好‘當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