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狄更斯在《雙城記》卷前語中寫道：

那是最好的時候，也是最壞的時候；那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jié)，也是黑暗的季節(jié)；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人們的前面充滿著各樣的事物，人們的前面又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升天堂，人們又在直下地獄。[1]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社會的情形與狄更斯所描述的時代極其相似。那個時代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念受到充滿激情的質(zhì)疑和批判，而從西方引進且被寄予厚望的所謂新的文化觀念，又難以得到最廣泛的認同，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思想陷入黑暗與迷茫之中。這是一個舊的將去、新的未立的新舊夾縫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里，人們的行為變得無所適從，對過去作著痛苦的懺悔，對未來懷有無限的憧憬。正在這個時候，從東方隱約出現(xiàn)一線光芒，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正在追求真理、探索出路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思想上遂引起深刻的變化。從此，中國革命便與十月革命聯(lián)系到了一起，五四運動被置于世界革命的視野中來認識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詮釋五四運動的基本模式。

（一）五四評價的政治價值取向

五四運動在中國近現(xiàn)代政治史、思想史、學術(shù)史、文化史上有著什么樣的地位和意義？五四運動有哪些成績和缺陷？五四運動與近代以來歷次民族運動有何異同？五四運動的發(fā)展方向是什么？對于這些問題，不同的政治黨派和學術(shù)團體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診斷和評價。研究中共早期領導人的五四觀，對于梳理80余年來中國共產(chǎn)黨人五四觀的形成和發(fā)展，對于解讀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治哲學，乃至對于揭示中國革命道路的內(nèi)在軌跡，顯然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對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在其早期領導人那里即已基本確立了政治化的價值取向。陳獨秀自始就把五四運動看作是近代國民運動的開端，對五四運動的“革命性”有著高度的自覺，認為五四運動是一次高于以往一切愛國運動的“革命運動”。他特別贊揚五四運動的兩種精神，即：“（一）直接行為；（二）犧牲的精神”。[2] 關于五四運動的性質(zhì)及其意義，這位老革命黨人可謂一點不含糊，指出“‘五四’運動因外交而牽到內(nèi)政，而牽到一切社會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外交運動，一時頗現(xiàn)出一點革命的空氣，‘五四’的真價值在此?！盵3]陳獨秀作為五四運動的幾個主要責任人之一，他對五四運動的評述是很有權(quán)重的。當然，在陳獨秀看來，五四運動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在革命對象和革命主體等方面是留下了教訓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革命的轉(zhuǎn)進，這些缺陷日漸進入激進主義者的視野，成為他們反思五四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924年陳獨秀的《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的教訓》一文在扼要闡述了五四運動的意義后，詳細剖析了五四運動的幾個缺點。他指出：

此次運動的弱點是：（一）民族運動的對象，只是當時感覺最甚的勾結(jié)國內(nèi)軍閥段祺瑞之帝國主義的日本，而忽略了國際帝國主義者對華侵略之全部形態(tài)；……（二）群眾中無有力的組織與領袖將此運動繼續(xù)擴大深入到社會各階級中被壓迫的群眾，在歐戰(zhàn)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壓迫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大爆發(fā)的機會；……因此，在革命時機有革命傾向的五四運動，變成了秀才造反，中國懦弱的智識階級，在此次運動中可謂原形畢露！[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