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學問博雜，文、史、哲、教、政諸領域都有創(chuàng)獲，被公推為舊時代的結束者和新時代的開創(chuàng)者。他于1902年前后倡導“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史界革命”、“文界革命”，對五四時期的文學革新運動以很大的助力，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梢院敛豢鋸埖卣f，梁啟超關于“小說界革命”的呼聲，籠罩了整個近代文學界，其回聲既廣且長。他關于“文界革命”的認識與實踐，直接影響了五四時期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梁啟超雖不能說是白話文學的始作俑者，但他那半文言半白話的“新文體”，不失為由文言轉向白話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是有功于文學革命的。陳子展曾說：“這種新文體，不避俗言俚語，使古文白話化，使文言白話的距離比較接近，這正是白話文學運動的第一步，也是文學革命的第一步。”[69]高語罕也說：“談到中國新文學運動，不應當忘卻梁任公先生的開創(chuàng)之功，他在戊戌政變以后，便大膽地運用西洋文法定文章，極力輸入日本和西洋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一切名詞和術語，并把日文和西文的作風移植到中國文學，這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初期，可以說是一種啟蒙的作用?！盵70]作為文學革命中堅的錢玄同也有類似的看法，他指出：“梁任公實為創(chuàng)造新文學之一人……。鄙意論現(xiàn)代文學之革新，必數(shù)梁君”。[71]可見，“新青年”文學革新的主張只是在梁氏基礎上更推進一步，他們之所以走得更遠，只因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之故。

（二）五四運動導火線的點燃者

在五四運動研究史中，關于五四運動領導權的問題，是政界、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筆者認為，認定這個運動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終究有些牽強附會，說是國民黨領導的也不合事實。國共兩黨長期以來關于五四領導權的爭吵，無疑是尋找各自政治合法性及爭奪政治資源的表現(xiàn)。五四運動決不是謀劃已久的、有黨派背景的運動，而是青年學生之激于亡國危機應有的愛國之舉。雖然五四運動的主要成員都有鮮明的黨派性，但這個運動在其初期實是自發(fā)的愛國運動。[72]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時，梁啟超雖身在海外，實則脫不了干系。梁啟超不僅催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而且點燃了五四愛國運動的導火線。

梁啟超與五四運動的直接關系可追溯到1917年。是年，梁啟超協(xié)助段祺瑞粉碎張勛復辟，隨即進入段祺瑞內(nèi)閣。他力排眾議，極力主張對德宣戰(zhàn)以謀中國戰(zhàn)后以戰(zhàn)勝國的身份參加和會，增強在和會上的發(fā)言權，以更好地維護中國的主權。鑒于五四運動的爆發(fā)是受了中國代表團將要在巴黎和會上簽訂賣國條約的刺激而引起的，因此可以說，力主對德宣戰(zhàn)，是梁啟超為五四運動奠定的第一塊基石。

1918年底歐戰(zhàn)告終，梁啟超以私人身份組成七人團考察劫后歐洲。據(jù)他自己說，此次出游的目的之一，是“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盵73]巴黎和會召開前后，梁啟超因不信任政府外交，遂致力于民間外交，督促中國政府派出的外交代表團的行為，在爭回山東權益問題上，起到了中國外交代表不能起的作用。1919年2月，他甫抵巴黎，即將途中所作的《世界和平與中國》一文譯成英、法文，廣為散布，闡述中國的基本要求是:一、膠州灣及青島應與山東路礦一并由德國交回中國；二、1915年5月及1918年9月中日兩國的密約應歸無效；三、修正關稅；四、取消庚子賠款；五、漸次撤廢各國租界；六、統(tǒng)一鐵路外資；七、各國放棄在華特權。他指出，以上所提條件，“非皆與此次議和有直接關系，然于中國民族之自由發(fā)展，實有莫大之影響，即世界永久平和之局系焉”。[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