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1949年立國，至50年代初期，其組織力量已經完整地滲透鄉(xiāng)間。黨的工作隊員無償地剝奪地主和富裕農民的土地，在貧窮的農民中重新分配。這件事隨著軍事力量的推進，由東北、華北展開，而至華東、華南和西南，這時也已大體結束。根據新政府的統(tǒng)計，大約一億一千萬農戶得到了土地。這樣，連同原有的產業(yè)，每戶即擁有田產10畝以上，同時每兩戶人家還可共同擁有一頭牲畜和一張犁。作家周立波在他的小說里面說，這是席卷農村的暴風驟雨，他的故事如泣如訴，看上去是對這些激動的農民的一首贊美詩，直到幾十年后還為人津津樂道。然而在農民的眼里，經濟的恢復以及終于不再挨餓，才是一首真正的“贊美詩”。

周恩來一定理解了農民的這種心情，所以他在這個時候警告說，“沒有飯吃，其他一切都沒有辦法”。接下來的情況令黨的領袖們大大地松了一口氣。少數富家的沒落和大多數貧家的擁有土地，是推動鄉(xiāng)間勞動熱情的重要一環(huán)。第二年糧食就獲得了豐收。第三年的情況看上去更好，五億饑腸轆轆的鄉(xiāng)下人在這一年里足足多吃掉一百七十五億公斤糧食，某些地方甚至有了存糧。孩子不再號哭，老人不再哀嘆，男人的臉上開始有了一點點血色，女人們又開始放開肚皮，在那兩年里生了四千二百五十四萬九千七百四十個孩子。窮人們把共產黨當作普度眾生的活菩薩。數萬名工作隊員走在鄉(xiāng)下的時候，每一個人身后都會有一群衣衫襤褸的男女老少跑來跑去，真有一呼百應的力量。你若說地主還想著“變天”，他就恨不得把地主撕成碎片；你若說新的富農已經出現，窮人又要賣房賣地再次成為窮光蛋，他就會氣得周身顫抖；你若說大家把土地耕牛犁耙鋤頭都歸到一起，組成互助小組，力量更大，收獲更多，他就會激動不已，欣喜若狂，并且相信這是惟一的希望。其意氣風發(fā)同仇敵愾的精神力量，使耳聞目睹的人無不為之感動。不過，若單純以數量來衡量，這時候全國的農業(yè)初級合作社僅為三百個，半年后約三千個，又一年后也即1953年的冬季，為一萬四千個。這種情況可以證明，盡管毛澤東在精神上強硬地堅持以合作化去動搖私有制的基礎，但是，遲至1953年冬季，他還沒有急于來發(fā)動這件事情。依照他的本來計劃，社會主義的高潮還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才會到來。

但是，計劃與實際常常不能相符。這一年的冬季，一個重大事件逼得黨的領袖們幾乎是一致采取了加快合作化的步驟。新的決議力促農民將原來的互助組合并，以形成更大規(guī)模。新組織的要旨，已經不再是親戚鄰里間的換工合作，換句話講，不是“互助組”，而是要將每家土地作為股份聯合在一起，人力亦組成集體，統(tǒng)一耕種，土地上的收獲則由農家依據勞動優(yōu)劣和土地農具的多少來分配，即史家所說“初級社”。黨的官員和報紙的編輯喋喋不休地告訴農民，只有這樣才能一勞永逸地不再兩極分化和共同富裕。就一般的邏輯來說，這樣的解釋并不為錯，可是，按照胡繩在三十六年以后的說法，當時改變中國農村時間進程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在這個地方。他說，“問題是從工業(yè)化引起的”。

歷史學家常用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來解釋鄉(xiāng)村公社化的進程，似乎很少注意到利害的機緣。事實上不論多么理想主義的政權，都無法離開物質的基礎。這在共產黨開國初年、政權尚未穩(wěn)定的時候，更有其客觀的必要。國內萬象更新，連續(xù)幾年沒有戰(zhàn)事，工業(yè)漸漸繁榮，城市人口膨脹，政權機構亦迅速地擴充起來，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將大范圍地展開。然而情形并不樂觀，因為所有的輝煌都不會離開一個東西，這就是農民生產的糧食。如果沒有了糧食，人的生存都會失去根基，政權亦將成為一座空中樓閣?？墒乾F在偏偏就為糧食的匱乏所困擾。

依照鄉(xiāng)下收獲的時令，城里糧食的收支以夏季為一個周期的起止。眼前這個周期里面，政府從農民手里收進的糧食雖然增長了百分之八點九，可是城里人的消耗卻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點六，這就難免使糧食收支形成巨大的赤字，唯有以庫存相抵。到了1953年的夏季，國庫存糧已所剩無幾，即使政府號召厲行節(jié)約，也只夠城里人維持兩個月。田間小麥的收成雖未最后確知，但長江流域洪水之大，為百年來僅見，夏糧的減產已成定局。這情況由糧食部在6月2日呈遞中央，經濟專家和各省書記齊集京城會商對策，結果無人不能體恤“形勢嚴峻，難以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