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萬個人民公社為城里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幾百萬農(nóng)民乞討為生——“三年決戰(zhàn)”與安徽“六條”——“真理標準”討論對人民公社的影響——“責任制”：一個持續(xù)時間最長含義變化最多的概念——鳳陽的“四級所有”

1978年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去世已經(jīng)一年又三個月。偉人辭世長臥，令我們龐大而又古老的國家失去了以往的平衡。一個時代戛然而止，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卻又如墜五里霧中，那時候，幾乎所有中國人的心里都彌漫起這一種感覺。但是，歷史的交匯點此刻被裝在一個信封里，竟是大大超過世人所料。

l月1日凌晨，整個中國還在睡夢之中，一個搬運工人從床上爬起來，揉揉眼睛來到北京火車站上，把這一紙書信和著一大堆郵包，塞進一列火車的郵政車廂，然后照往常一樣，甩甩手就走了。這信的外表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此刻正隨車向南京而去，一切都顯得那么平淡無奇?！豆饷魅請蟆返恼軐W編輯王強華在這封信中告訴他的作者，文章已經(jīng)編定，寄還征求意見。信內(nèi)還附有一紙清樣，文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作者胡福明。

這時的胡福明，遠沒有后來那樣的聲名，還不是江蘇省委黨校的校長以及省委常委。他只是南京大學哲學系里一個少為人知的教師。亦教亦學，尋章摘句，作文著說，在他的職業(yè)里為常事。投石于報界，一鳴驚人或者泥牛入海，都不足為奇。忽有編者復信，他有那么一點兒受寵若驚，當然不會作出否定的回答，他不暇思索，當即回信同意編輯對文章的改動。

整整十年之后，胡福明對《光明日報》記者張義德說，最初寫作這篇文章，完全是“我個人的行動”（《光明日報》1988年5月13日。），其本意是說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看來這是實話。那時候，這位哲學教員即使有再強悍的哲學思辯，也無法預見，他這“個人行動”竟會釀成震撼整個中國的大波瀾，也改變了人民公社的命運。

今天來看，胡福明的最初動機確實有著很濃的偶然色彩。幾個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的時候，胡的妻子患病住在醫(yī)院里，胡白天在哲學課堂上為人師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邊盡為夫之道。南京的夏夜，酷熱難挨。那時候，家用的電器還未流行起來，普通人擁有一個收音機已是一種奢侈。醫(yī)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間，自然不會獨有清涼。溽熱里，蚊蟲的鳴聲、病人的呻吟、人體由于汗浸發(fā)出的各種味道、醫(yī)院深處充塞著的各種聲息，把胡福明包圍起來，令他無法入睡。萬般無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強華，他們在幾個月前相識于一個討論會上，他還記得王強華曾經(jīng)約他為《光明日報》理論版撰寫文章。于是，胡從家里抱來若干經(jīng)典與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構(gòu)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將它寄給《光明日報》。胡后來說，他的文章是在醫(yī)院里孕育出來的。（《光明日報》1988年5月13日。）

但是，在另外一個地方，他對解放軍報社的副社長姚遠方說，他的文章是“逼出來的”。逼他寫文章的并不是醫(yī)院里的酷熱、沉悶、汗臭和蚊子，而是《人民日報》的社論。

“你當時哪里來的那股勇氣？”姚遠方問道。這時已經(jīng)是十年以后，姚顯然認為胡從一開始就抱有大義凜然的動機。

“那是逼出來的”，胡回答，“1977年2月，兩報一刊發(fā)表《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吹竭@‘兩個凡是’，我覺得，是語錄標準，還是實踐標準，這是一個關系重大的問題，如果束縛于“兩個凡是’，撥亂反正就無法進行。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就無法糾正，當時，一種責任感驅(qū)使著我，決心寫這篇文章破一破‘兩個凡是’”（《解放軍報》1988年6月7日。）。

以九十年代人們的眼光來看，“兩個凡是”的荒唐和霸道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那個時候，對于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具有明確的批判意識，并且付諸行動，確需一種罕見的勇氣。胡福明最初的行動可能僅僅是為了消磨漫漫長夜，這是任何一個在醫(yī)院里守過病者的人都可以想象的，也可能是出于某種見義勇為的心理，或者更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對于這些細節(jié)的辨認，常常不為歷史學家看重，但是，這些細節(jié)卻可以令我們知道，歷史這條河流在她轉(zhuǎn)彎的地方，常常會有一些偶然的風生水起，推動它突然跳躍起來，急轉(zhuǎn)直下，一瀉千里。假如不是王強華結(jié)識了胡福明，并且要他為自己的報紙寫文章；假如胡福明的妻子沒有患病也不用他在醫(yī)院照料；假如那個時間不是三伏，或者南京的醫(yī)院里面有一部空調(diào)，讓他在夜間安然入睡，那么，胡是否也會在這樣一個時間里寫出這樣一個題目來，并且寄給這樣一家報社？以后的事態(tài)證明，文章的命運與一連串偶然的事情有著至關重要的聯(liá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