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康生出來講話：“少奇同志，我們也有材料?！笨跉怆m然和緩，但實際上和劉少奇頂起來了?？瞪鷦傊v完，陳伯達接著批評各級黨委不能深入到這場疾風暴雨之中，不深入群眾，不敢放手發(fā)動群眾。他的話等于把各地黨委都否定了，把責任推到劉少奇、鄧小平的身上。

這時，鄧小平站起來，兩手叉著腰，十分氣憤地說：“我們要講得客觀一些，要了解第一線的困難。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們不行，你們上去。你們那樣行，我們統(tǒng)統(tǒng)撤出來。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里?誰來放手發(fā)動?你們根本沒有搞過群眾運動，你們去試試看!”

鄧小平的話義正詞嚴，反映了當時老一代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和與會領導同志的共同心聲，迎頭痛擊了康生、陳伯達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會議正開著，江青躡手躡腳進來了，在靠著記錄席外邊的沙發(fā)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發(fā)上。江青是偷著進來的，沒有和主持會議的劉少奇、鄧小平打招呼。

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批判的所謂的“劉少奇、鄧小平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其原因就是因為在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幾個關鍵點上，劉少奇、鄧小平堅決予以抵制。對“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劉少奇、鄧小平堅定地堅持黨的正確原則，義無反顧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種種倒行逆施。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與以前歷次中央全會不同的是：與會的不僅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的負責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大多數(shù)不是中央委員）和首都大專院校“革命師生”的代表。

會議期間，8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對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在運動初期派出工作組領導運動進行嚴厲的指責，認為是“鎮(zhèn)壓”“文化大革命”運動，并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澤東在6月2日《北京日報》頭版轉載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鉛筆寫下了一大段文字。初無標題，經(jīng)秘書謄清后，毛澤東加上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標題，以后又作了個別字句的修改。據(jù)筆者研究，這可能是毛澤東在閱讀《人民日報》社論時，有感而發(fā)，遂信筆寫出，其中不乏激憤之語。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到今天，許多傳單和紀實文學甚至歷史著作中都寫道：毛澤東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有的書中說是貼到了中南海的飯廳里）。甚至還有人想當然地畫了這樣一幅畫：毛澤東身著帶有紅五星、紅領章的草綠色軍衣，站在一堵高墻邊，手握一管正在滴著墨汁的毛筆，目視遠方，旁邊墻上貼著一張大字報，上面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大字標題和雖不甚清晰但隱隱約約可以辨認的內文。這幅畫的名字就叫“炮打司令部”，給人們以深刻的視覺印象。這幅畫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廣為印制、復制，也給人們留下了毛澤東曾親自在中南海貼下了《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深刻印象。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就這樣寫道：“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里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92年，由某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長篇紀實報告中，寫得更是言之鑿鑿。該書中猶如親歷目睹一般寫道：“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一張大字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張大字報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步入會議廳的中央委員們迎面就可以看到?！?/p>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毛澤東的“大字報”，既沒有用“大字”寫出來，也沒有貼在中南海，更沒有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而是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的形式于8月7日印發(fā)給與會者的。

毛澤東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墒窃?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chǎn)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chǎn)階級專政，將無產(chǎn)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chǎn)階級的威風，滅無產(chǎn)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lián)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fā)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既使參加全會的與會者們極為震驚，也使他們感到極為困惑不解。這張大字報不僅把毛澤東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之間在1962年、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不同而產(chǎn)生的分歧向中央全會公開，實際上也等于向全黨公開；而且把這種黨內政治生活中關于工作指導方針上的不同認識和正常的意見分歧，上升到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兩個司令部斗爭的高度，并明確號召“炮打”這個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資產(chǎn)階級司令部”。于是，每一個與會者，都面臨著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站在哪一邊的問題。眾多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想不通，“很不理解”，但不敢表示異議，只能緘默或違心地表態(tài)擁護?？瞪⒔?、謝富治等人則在小組討論會上，借闡述毛澤東的大字報，向劉少奇、鄧小平發(fā)動攻擊，以示“緊跟”。陶鑄夫人曾志在一篇文章中曾回顧了陶鑄同他談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情況：“十一中全會上，主席主持召開了好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會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鑄進行布置。陶鑄說：‘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沒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開了幾次生活會，最后只有我和總理沒發(fā)言?！?/p>

會議期間，除了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接受批判和誹謗，忍受各種信口雌黃的誣蔑和攻擊以外，鄧小平有時還必須到一些學校去參加群眾集會和回答問題。以前，對于“文化大革命”的迅猛爆發(fā)，他曾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其實，這不僅僅是鄧小平的看法，而且是老一代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的共同心聲。這句話，表示了他們當時對于“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很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后，鄧小平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雖沉默無語，但對于運動，特別對于“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心存厭惡。有時，他還不顧所處逆境，伸張正義，說明一些被顛倒了的事物的本來面目。8月2日，鄧小平被通知到人民大學參加師生員工大會，有學生遞條子問關于“二月兵變”的事情。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謠加罪于賀龍元帥的一個陰謀，在林彪集團策動的打倒賀龍的狂潮中，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當時，“二月兵變”這個無中生有的謠言出籠后，仿佛一下子長了翅膀，不脛而走，弄得中華大地，無人不曉。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66年2月，北京軍區(qū)經(jīng)中央軍委批準，決定由北京衛(wèi)戍區(qū)再組建一個團，擔負民兵訓練、維護社會治安等任務。這個團組建后，一時沒有營房。北京衛(wèi)戍區(qū)曾想在北京市借一些房子，為此曾到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進行過聯(lián)系。但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傅崇碧、政治委員劉紹文知道后，認為部隊住學校的房子不妥，制止了此事。決定讓駐在南苑的衛(wèi)戍區(qū)部隊調整出一部分房子給新建團住，不足部分搭帳篷和住靶場解決，并通知了聯(lián)系過房子的學校。

此事到此為止，已經(jīng)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