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明晰的方向感還能引導成員的注意力投向有利于組織實現目標的方向上來。

正如共產黨的歷史所證明的那樣，方向感會讓人們看到希望和戰(zhàn)勝困難的信心，大大增強他們對逆境的心理承受能力。反之，如果沒有方向感，輕微的挫折也會讓人產生沮喪情緒，這種情緒甚至會迅速演變成為絕望。這就是為什么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國民黨投敵部隊近50萬人，投敵將官58人、中央委員20人”。（同上，第171頁）

方向感的建立是持續(xù)努力的結果，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軍隊中，“如何為廣大官兵建立方向感”成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內容，毛澤東通過“把支部建在連上”使這一工作制度化；也正是因為這一制度的落實，才使得革命軍隊“艱難奮斗而不潰散”（毛澤東語）。

歸　屬　感

對“歸屬感”的訴求同樣是人的天性使然。弗羅姆曾對此做了比較準確的闡述，他指出，“由生理條件所決定的需求并不是人性中唯一具有強制性的需求。還有著另一種也具有強制性的需求，它并不深植于肉體的過程中，但卻也深植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質和生活實踐中。這就是想與自身之外的世界發(fā)生關系、逃避孤獨的需求。感到完全的孤獨會導致精神失常，正像身體的饑餓會導致死亡一樣。這種同他人發(fā)生關系，不等于就是身體上的接觸。某個人雖然在身體方面，已多年與外界不發(fā)生關系，但仍有可能同觀念、價值，或至少同社會形態(tài)發(fā)生關系，這些東西給予他一種交流（communion）和‘歸屬’（belonging）的感覺。反之，某個人即使生活在眾人之中，但仍然感到十分孤獨。”“居于密室而信仰上帝的僧侶，身陷囹圄而又覺得自己的同志就在身邊的政治犯，在精神上就不孤獨?！保ò＠锵！じチ_姆著《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4頁）

隨著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的發(fā)展，人與外界的聯(lián)系也越來越緊密，以至于“現代人為之而拼命奮斗的那個‘自我’是社會的自我。別人希望他在這一社會中扮演這樣的角色，發(fā)揮這樣的客觀社會的功能?！薄敖吡S護自我似乎就是現代人的主要特征，但實際上，現代人的自我無論在其意志還是理性方面，已大大削弱和縮小了，在總體的自我中只剩下一些支離破碎的片斷，總體人格中的其他部分都被排擠出去了?！保ㄍ?，第158頁）

至少在現代社會中，人性對于“歸屬感”的訴求遠遠不是可有可無的了，如同人的呼吸一樣，它是正常人的精神世界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近些年來在全球范圍內此起彼伏的邪教猖獗的現象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人對歸屬感的渴望；不過令人痛心的是，這種人性的訴求屢屢遭到精神騙子的殘害。

伊索寓言里的一個故事對此做了生動的描述。一只干渴難耐而又求水無門的山羊遇到了一只不慎掉入獵人陷阱的狼，狼騙山羊說自己呆的深坑里有甘泉，將信將疑的山羊不敢輕易放棄這個可能的機會，只好跳了下去。當山羊發(fā)現自己上當受騙時，一切都來不及了。狼再次騙它說，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讓山羊幫助它逃出去，然后再想辦法來救山羊。別無選擇的山羊只好用盡全力把狼頂到地面。然而、狼卻在得救之后對山羊進行了一番嘲笑，然后揚長而去?？蓱z的山羊只有等待著獵人的屠刀。

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人性中如影隨形的孤獨感，同時也使歸屬感成為人性的基本訴求。當這種精神上的孤獨感與物質上的貧困交織在一起時，人就陷入了無處藏身的絕境。然而，越是在這種絕境中，人對歸屬感的渴望就越是強烈，因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語），只有置身于某種特定的社會關系中，人才能發(fā)現自我拯救的希望，才能緩解內心深處焦灼的孤獨和無助。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正是陷入了這種精神孤獨與物質貧困交織的雙重絕境之中。傳統(tǒng)的封建文化和壽終正寢的封建王朝一樣，已經注定不能適應時代發(fā)展的需要；而形形色色的“新文化”萌芽還遠遠沒有強大到足以替代舊文明的程度；經濟崩潰、社會動蕩和強虜入侵將中華民族推入水深火熱的生存絕境之中。

共產黨的誕生第一次為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廣大民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不同于在宗教中對神的皈依，因為宗教本質上只是一種“精神的鴉片”。在共產黨提供的歸屬感中，人們第一次看到了通過自身的努力來改造現實的可能性；并且，這種努力不是教徒式的自我修煉，而是通過個體匯集到組織活動中來發(fā)揮出群體的偉大力量。

共產黨的歷史（尤其是毛澤東所倡導的官兵平等和軍民平等）足以說明，在現代社會中，充分尊重并滿足人性的客觀需求是歸屬感得以產生的基本前提。

馬斯洛認為，人的需求決定人的行為動機，他把人的需求劃分成五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生理需求，它包括維持生活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各種物質上的需求，如衣、食、住、行、性等。

第二個層次是安全需求，指免除危險和威脅的各種需求。

第三個層次是社會需求，包括和家人、朋友、同事、上司等保持著友好和相互幫助的關系，被某個特定組織接納為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