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黃鶴，千載悠悠。

武漢，是李立三曾兩度工作，并作為他的重要政治舞臺，曾留下了重要活動足跡的地方。

隨著北伐軍的勝利進軍，全國工人運動蓬勃開展，1926年時期的武漢，已逐漸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

9月中旬，李立三抵達漢口，9月1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漢口辦事處在友益街2號正式成立，由李立三任辦事處主任，劉少奇任秘書長，項英任宣傳部主任，劉文松為組織部主任。辦事處直接領導武漢政府管轄的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運動，實際上代行了全國總工會的職權。

9月20日，李立三即召集武漢各工會代表會議，他向大家講了工會的組織原則及總工會指導各工會的工作方針。當即選定湖北省總工會籌備委員：全國總工會2人，武漢工人代表會4人，各工會當場推定9人，共15人成立起湖北省總工會籌備委員會。

在李立三的提議后，當即決定出版《工人導報》按日發(fā)出。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湖北省總工會的機關報《工人導報》于11月在武漢創(chuàng)刊，先為5日刊。李立三、劉少奇、項英、林育南、許白昊等經常為該刊寫稿。

10月10日，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漢口辦事處的指導下，湖北省總工會籌委會，在寧波會館召開湖北省總工會成立大會，李立三在會上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大會選出向忠發(fā)為委員長，李立三、劉少奇、項英為副委員長，分任總務、組織、宣傳處長，許白昊為秘書長。省總工會下設武昌、漢陽、橋石三個辦事處。建立起工人糾察隊，由蔣先云任總隊長兼教練。

為了培養(yǎng)工人運動的骨干力量，總工會在武昌和漢口兩處分別開辦了工人運動講習所，李立三親自擔任了《罷工戰(zhàn)術》、《蘇俄狀況》、《五卅運動》、《國民革命與工人階級》、《湖北職工運動的狀況及其趨勢》、《國際職工運動》等6門課程。

然而，隨著革命的發(fā)展，國內的階級關系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革命陣線內潛伏著的危機日益嚴重，竊取國民政府很大權力的蔣介石，已轉變?yōu)榇蟮刂鞔筚Y產階級的代表。他的權力在北伐戰(zhàn)爭中日益增大，形成了個人軍事獨裁。形勢的發(fā)展，也引起帝國主義的極端恐懼和仇恨，紛紛支持蔣介石準備叛變革命。

面對這急劇變化的形勢，192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特別會議，會議共開了6天。出席會議的有：陳獨秀（中共中央總書記）、彭述之（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主任）、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委員）、張國燾（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工部主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湖北區(qū)委書記）、李維漢（中央委員、湖南區(qū)委書記）、毛澤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李立三（中央委員、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主任、湖北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董必武（湖北區(qū)委委員、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常委）、項英（中央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湖北省總工會副委員長）等人。當時，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毛澤東都是從黨中央所在地上海趕來的，李維漢是從湖南來的，其他人當時均在武漢。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關于國共關系問題。陳獨秀到漢口見到李立三等人，第一次談話就說武漢工人運動過火，工人經濟要求過高，把小資產階級嚇跑了。說店員是小資產階級，店伙和店東是小資產階級內部斗爭，共產黨不應專門幫助店員。李立三和其他同志不同意陳獨秀的意見。會議在陳獨秀領導下做出了一系列右傾的錯誤的決議。

對此，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曾經寫道：

會上陳獨秀作報告暴露自己機會主義的觀點。他責備武漢工人搞得“過火”，使民族資產階級產生恐懼心理、想退出統(tǒng)一戰(zhàn)線。他提出“反對過火”的口號，要求我們這些工運干部搞好所謂“工會革命紀律”，并迫使工人服從。實際上，當時武漢工人剛剛抬起頭來，恢復斗志和士氣，共產黨的任務當然不是去阻礙工人斗爭、給他當頭一棒、打消工人的士氣，而是要發(fā)動工人挺身而斗，使工運向前發(fā)展，讓工人在斗爭中提高階級覺悟、加強組織性，為今后重大革命舉措做好準備。陳獨秀的講話實際上迎合了資產階級的愿望，資產階級一直在譴責和誣蔑工人，唆使國民黨領導反對共產黨，這是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控制工人的一種手法。我們對陳獨秀給以應有的反駁。中央全會沒有接受他的觀點。

會后，陳獨秀回到上海，中央機構當時也設在那里。項英、張國燾（他被任命為省委書記）和我等幾個中央委員留下來領導漢口的工作。

特別會議決定成立湖北區(qū)委兼武漢地委，統(tǒng)一領導武漢地區(qū)的工作，李立三被指定參加區(qū)委兼地委，與劉少奇、項英等組成全國總工會和湖北省工會的黨團，擔任黨團書記，主抓總工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