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費孝通看來，在鄉(xiāng)土社會里，文字既有缺陷又無必要，對于鄉(xiāng)土社會“面對面的社群”而言，“連語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在有語言之間，人們是靠象征來交流的，而無論是象征，還是語言，都是“社會的產(chǎn)物”：“因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為的時候，個人才需要有所表達；而且表達的結(jié)果必須使對方明白所要表達的意義。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數(shù)人共認的意義，也就是這一事物或動作會在多數(shù)人中引起相同的反應。因之，我們絕不能有個人的語言，只能有社會的語言。”同上，12頁。

從語言演化到文字，原因是社會規(guī)模的擴大。在無需文字的“面對面的社群”里，人們可以使用“特殊語言”來交流，而“特殊語言”就是指有著相同經(jīng)歷的人使用的象征，其特點是除了這種語言存在的特殊生活團體，語言便無法理喻。隨著人群的擴大，為了使更多人相互理解，語言必須趨于簡單化，舍棄本有的其他面對面的表達方式，如“眉目傳情”、 “指石相證”等。

費孝通對于“文字下鄉(xiāng)”的論述，與人類學關(guān)于“識字”的論述一脈相承。費孝通并無批判文字的意圖，他的論述，回應的是20世紀前期中國的“掃盲運動”，但如他所說，他“決不是說我們不必推行文字下鄉(xiāng)”，相反，作為現(xiàn)代主義者，他認為，“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已開始拋離鄉(xiāng)土社會，文字是現(xiàn)代化的工具”，他用同情的眼光看待無文字的鄉(xiāng)土社會，意圖在于“要辨明的是鄉(xiāng)土社會中的文盲，并非出于鄉(xiāng)下人的‘愚’，而是由于鄉(xiāng)土社會的本質(zhì)?！蓖?，13頁。

在“再論文字下鄉(xiāng)”里，費孝通進一步從人的生活、學習、記憶等方面詮釋了語言與社會生活的密切關(guān)系，對于“詞”演變到“字”又作了以下說明：

在一個每代的生活等于開映同一影片的社會中，歷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傳奇”。一說到來歷就得從“開天辟地”說起；不從這開始，下文不是只有“尋?！钡漠斍傲嗣?？都市社會里有新聞；在鄉(xiāng)土社會，“新聞”是稀奇古怪，荒誕不經(jīng)的意思。在都市社會里有名人，鄉(xiāng)土社會里是“人怕出名，豬怕壯”。不為人先，不為人后，做人就得循規(guī)蹈矩。這種社會用不上常態(tài)曲線，而是一個模子里印出來的一套。

在這種社會里，語言是足夠傳遞世代間的經(jīng)驗了。當一個人碰著生活上的問題時，他必然能在一個比他年長的人那里問得到解決這問題的有效辦法，因為大家在同一環(huán)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腳印，口口相傳，不會有遺漏。那里用得著文字？時間里沒有阻隔，拉得十分緊，全部文化可以在親子之間傳授無缺。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29～30頁。

然而，費孝通面對一個問題，不同于人類學家筆下的“原始社會”，中國社會顯然是有文字的。那么，我們?nèi)绾谓忉屵@個所謂“無文字的鄉(xiāng)土社會”文字系統(tǒng)的發(fā)達？費孝通的回答是：

中國社會從基層上看去是鄉(xiāng)土性，中國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層上發(fā)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廟堂性的，一直到目前還不是我們鄉(xiāng)下人的東西。我們的文字另有它發(fā)生的背境，我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基層上，有語言而無文字。不論在空間和時間的格局上，這種鄉(xiāng)土社會，在面對面的親密接觸中，在反復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們，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認得，而是沒有用字來幫助他們在社會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時也等于說，如果中國社會鄉(xiāng)土性的基層發(fā)生了變化，也只有發(fā)生了變化之后，文字才能下鄉(xiāng)。同上，30頁。

早在20世紀30年代，費孝通已翻譯過馬林諾夫斯基的著作，后又親赴倫敦師從于他，其《鄉(xiāng)土中國》帶上了馬氏理論的深刻烙印。他認為，在向下人里，語言能充分滿足人的需要，所以，他們只懂得語言，而不識文字。他把語言排成語言—文字—語言三段式，認為無論是古老的語言還是未來的電子通訊，都是口頭性的、工具性的，比起作為間接的語言的文字而言，更接近于實用的技術(shù)，這就十分接近馬林諾夫斯基對于巫術(shù)—宗教—科學的論述，后者認為，巫術(shù)與科學一樣，是技術(shù)性的、理性的，而宗教則不同，這種高高在上的廟堂與經(jīng)典“大傳統(tǒng)”，與人的基本需要關(guān)系不大。Bronislaw Malinowski,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Free Press, 1948.

生活于一個有文字的文明，費孝通對于文字的社會價值必有深刻認識，在其同時期發(fā)表于《皇權(quán)與紳權(quán)》一書中的論述里，他表露出一個不同于《鄉(xiāng)土中國》的觀點，即，士大夫是“文字造下的階級”，且耗費大量筆墨，渲染文字對于士大夫自我認同與政治地位的意義。費孝通、吳晗等：《皇權(quán)與紳權(quán)》，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然而，在論述鄉(xiāng)土社會的識字問題時，費孝通則采取一種“無文字主義”觀點，認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又依馬林諾夫斯基巫術(shù)—宗教—科學三段式來理解語言與文字的歷史關(guān)系，用口語—文字—口語三段式來理解文字史。這種按照人類“基本需要”的圖式來解釋文字的歷史局限性的做法，顯然有別于按照中國文明的基本特質(zhì)來理解士大夫與文字的直接關(guān)系的做法；后者更接近歷史學，前者則更接近人類學。作為人類學家的費孝通，因傾向于將口語視作對于社會交流的自始自終有用的工具，而無意中得出了一個與一般西方文字史觀相同的結(jié)論，即：口語是文字語言的基礎(chǔ)和未來。如此文字史觀，前提預設(shè)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字是語音文字，因為這種只有這種文字才真切反映口語的實際。

《鄉(xiāng)土中國》讓人深感，作為人類學家的費孝通，在試圖真切體會“無文字的鄉(xiāng)土社會”的優(yōu)點時，有意無意地借用了人類學對于“不公正的文字”的批判觀點，從而在一個有文字的文明社會中復制了無文字的部落社會的形象。

二、巫術(shù)作為文字的源頭

人類學研究要改弦更張，應重新認識文字的文化意義，而要重新認識文字的文化意義，則應回到諸如《字母》那樣的書里。Diringer, 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字母》一書分“書寫的非字母體系”與“字母文字”兩大部分，對世界諸文明的文字加以詳細介紹。作者迪令格爾身處“字母文字”文明，對于這一書寫體系，難以避免地有一種“文化自戀”心態(tài)。他認為，相比于“非字母書寫體系”，“字母文字”是“最高度發(fā)達、最方便使用、有最高適應力的文字”。Ibid., p.37.“字母文字現(xiàn)在被文明民族普遍采用”，這是因為這種書寫形式便于兒童學習，相較于諸如漢字這樣的“非字母文字”，更易于把握。迪令格爾與不少近代學者一樣，將“字母文字”的方便性等同于它的優(yōu)勢，在論述其優(yōu)勢時說，“沒有一個漢學家認識約有45，000個之多的漢字符號。中國士人一般只掌握大約9，000個字，這已是大為便捷了；而若是只有22或24個符號，那事情該有多簡單?。　盜bid.迪令格爾還認為，“字母文字”遠比“非字母文字”更易于跨文化傳播，對于文化內(nèi)部而言，“字母文字”也更有便于普及，更易于使文字脫離祭司之流的上等階層，實現(xiàn)社會的文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