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這種崇新棄舊的風氣，是一種表面的創(chuàng)新，實際卻只是表露著我們這些人的無能。這一點，已得到認識。沒有得到充分認識的是，與這點相聯(lián)系，還有許多問題。20世紀以來，“革命”話語占據(jù)著我們的思想，我們動不動就要改造，就要變，就要革除自己的歷史。這使我們這個社會，不斷持續(xù)地進行著“破壞性建設”。

我從博士論文研究，固然主要針對的是學理問題，但并非全然不考慮我所研究的“文化領(lǐng)域”出現(xiàn)的這種“新鮮事物拜物教”。我的《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quán)力》、《逝去的繁榮》、《走在鄉(xiāng)土上》等書王銘銘：《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quán)力——閩臺三村五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逝去的繁榮——一座老城的歷史人類學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走在鄉(xiāng)土上——歷史人類學札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003]。，則都在思考和探討這個問題，而如果說我有什么自己的歷史人類學，那么，這種學術(shù)類型，與這些思考和探討，有著緊密的關(guān)系。

那么，對于“新鮮事物拜物教”展開的人類學批評，是中國人類學學術(shù)傳統(tǒng)——特別是其自詡的“歷史意識”——的延續(xù)，還是對它的“叛逆”？

一方面，我既不能說這一批評，為個人之獨創(chuàng)，與前人的研究無關(guān)。另一方面，對于中國人類學與上述所說的“新鮮事物拜物教“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又使我不得已將自己的努力看得比較重。

在中國人類學的自我認識中，出現(xiàn)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人類學有自己的特色，而特色主要有二：其一，是我們特別注重應用，這點漢費孝通先生為代表；其二，是我們比較關(guān)注歷史。的確，自中國人類學開始建設學科時，就自始至終都貫穿著歷史關(guān)懷，這點不像西方人類學。如，不少前輩一談人類學，就會將學科史上溯到《山海經(jīng)》。而中國人類學的確也有一派可以稱作“文化史學派”的，這就是以“中央研究院”為中心的“南派”。如果說圍繞著吳文藻形成的“北派”更注重社會現(xiàn)實研究，那么，也可以說，圍繞著“中央研究院”形成的“南派”，則基本上可以說是歷史學派。1949年以前，這一派中出現(xiàn)好幾種不同的歷史，但主要內(nèi)涵都是傳播論、歷史主義、新進化論的歷史觀。當時，中國人類學已拋棄了舊進化論了。我以為，若是這個學派持續(xù)發(fā)展至今，那么，興許保留其風格對于我們的人類學也是一個優(yōu)勢。這個特別歷史化的人類學派，比西方人類學更早地進入歷史人類學階段。50多年來，這一歷史的關(guān)懷，也一直貫穿我們的學科史，使我們的人類學傳統(tǒng)，具備許多歷史——特別是民族史——的內(nèi)涵。然而，50多年來在人類學里占支配地位的歷史觀具體是什么？我們不妨說，那主要是基于古典進化論制造出來的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研究”，這種進化論，早已在20～40年代被我們的前輩舍棄，后來的再度出現(xiàn)，有著深刻的意識形態(tài)背景。學科重建以來，民族學的社會歷史觀念，很少被談及，人類學與其他社會科學門類邁進了一個新時代——我們不再談“五種社會形態(tài)”，而將歷史簡化為“過去”與“現(xiàn)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改革前”與“改革以來”等政治時間觀。

這么一門“重歷史”的學科，是否真是西方那一無歷史的人類學的補充？不少中國學者會宣布說：是的?？墒牵媸沁@樣嗎？我看未必。

西方人類學探索的是親屬制度與神話的綿延時間，由此又自認為是在為“熱社會”的歷史提供對照與文化的自我批評。借助新舊進化論建立起來的中國人類學歷史觀，對于西方人類學主張的綿延時間毫無興趣，我們更關(guān)注歷史之變中，而當我們參與到歷史之變，我們便成了“應用人類學家”。我們有意無意地創(chuàng)造歷史階段的對照，使綿延的歷史出現(xiàn)落后與先進的區(qū)分，再將我們自己套到歷史中去，宣布自己是先進人。我們做的歷史像是歷史，其實并非如此，這種歷史比神話還神話，比無歷史還無歷史，它與“新鮮事物拜物教”緊密結(jié)合，帶著的破壞性是巨大的。

在“在歷史的垃圾箱”王銘銘：《走在鄉(xiāng)土上》，239～258頁。一文中，我提到，有不少歷史學家批評人類學家缺乏歷史，大師列維·斯特勞斯給了一個特別有啟發(fā)的回應：人類學的無時間敘事是真正的歷史，這種歷史不同于現(xiàn)代社會的歷史，反對割斷歷史之河，在追根溯源中，保留著遠古時代人類生活的神話。在“歷史意識”強烈的中國人類學中生存了這么些年，使我深信這一席話的重要意義，也使我深信無歷史的人類學所包含的歷史，實在比我們這個國度的“不斷革命的歷史”要豐富而樸實得多。

在困惑中我反省自身，了解到無歷史的人類學對于我們理解歷史的重要性，我意識到，英國老師逼迫我做的民族志，自有其意義，特別是其在古老制度與神話中尋找歷史延續(xù)性的做法，不妨是注重研究時間進程中的文化的歷史人類學可以參考的思想。

我逃離了無歷史的人類學，又借助歷史人類學回歸于神話的無歷史。我愿從一個文化的原點出發(fā)，去追索現(xiàn)代生活的解釋。

四、歷史意識問題

歷史人類學能促進傳統(tǒng)知識資源的生命力更新。可是，怎么研究歷史人類學？要回答這個問題，決定論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表征論”都無濟于事，等待我們?nèi)ッ鞯?，還有人類學領(lǐng)域內(nèi)的歷史人類學，特別是其對于社會構(gòu)成與文化關(guān)系方面的研究，對于“主觀歷史”與“客觀歷史”的結(jié)合研究。

說到這，還應表明，對于現(xiàn)存華文學術(shù)界的歷史人類學著作而言，比較缺乏的是關(guān)于歷史的本質(zhì)的討論。歷史是什么呢？考古學里面有一個“史前史”的概念，指的是沒有文字時代的歷史?！笆非笆贰边@個概念，使我們承認沒有文字的時代是有歷史的。怎么理解呢？意思是說，我們今天理解的歷史是以文字為中心的歷史，而這種以文字為中心的歷史不是惟一的歷史。既然有“史前史”，有沒有文字的歷史，除了考古學資料之外，就還有現(xiàn)生的所謂“文盲的歷史”。從很大程度上講，人類學的歷史觀是從“文盲的歷史”中來的，是從口述的歷史來的。比起歷史學家，我們更關(guān)注的言語和行為“書寫”出來的歷史。這種歷史與文字史相比，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F(xiàn)存的中國歷史人類學研究者，充分考慮到這點的并不多。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不能研究文字史，而是說我們應當從“文盲的歷史”中提取歷史研究的資源，使我們對于文字史有充分的反思能力。

回過頭去看中國人類學的歷史特征，應承認，中國人類學中，“歷史感”廣泛存在，但也必須看到，這一“歷史感”，居然有著嚴重反歷史本質(zhì)。我以為，中國人類學的這一自相矛盾，是最值得我們反思的東西。這種“歷史感”是通過文字表達出來的，因而，也充分表明“文字史”的內(nèi)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