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不僅在英國社會人類學內(nèi)部有歷史研究，在美國文化人類學中也出現(xiàn)了歷史人類學，其中比較重要的，可稱之為“結(jié)構史”，以美國芝加哥大學薩林斯教授為代表。什么叫做“結(jié)構史”？它與上面說到的研究一樣，都關心“變遷”，在分析變遷時，反對運用決定論的觀點，主張關注文化的持續(xù)作用。這派人類學家并不認為隨便描述變遷就可以等同于歷史人類學了，他們認為，歷史人類學應有更高的追求，要考察變遷當中文化的作用。Marshall Sahlins,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Michigan: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81.這一點關注文化的持續(xù)作用的研究，國內(nèi)做得很不夠。我們翻譯了一些作品，主要是因為考慮到國內(nèi)學界在談變遷時，總是把文化理解為負面的、“變遷的敵人”?！敖Y(jié)構轉(zhuǎn)型史”的歷史人類學是在列維·斯特勞斯的結(jié)構理論啟發(fā)下產(chǎn)生的，是“主觀歷史”與“客觀歷史”研究的結(jié)合，其中，“主觀歷史”即是神話、儀式和傳說，“客觀歷史”就是由世界政治經(jīng)濟過程帶來的思想觀念和社會形態(tài)的變動。薩林斯非常強調(diào)文化在變遷當中起到的主動作用，這種注重各文化的老祖宗傳下來思維方式如何影響變遷的方式的思想方法，對于我們理解當代世界的文化，有頗多啟發(fā)。

在法國，人類學與年鑒派史學的密切交往，推動了“人類學的歷史化”及“歷史學的人類學化”，這是廣為人知的。利科：《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王建華譯，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

而西方人類學中，又結(jié)合年鑒派史學出現(xiàn)了將人類學等同于世界近代史的做法。這種歷史人類學認定，整個世界的近代史都是人類學的研究對象，而且認定，只有人類學能夠弄明白世界近代史的情況。在這派歷史人類學家看來，歷史學家服從的觀念，不是從非西方社會里提煉出來的，而是西方灌輸給他們的。要重新理解世界的歷史，就要考慮到西方和非西方的觀念在近代史建構中的作用。

這派歷史人類學又分成好幾個小派，比如說有世界體系理論、政治經(jīng)濟學派，還有后殖民主義等，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要把非西方的歷史與歷史觀念納入到世界近代史的研究里面，反思以前的世界近代史書寫。這一點，無疑也值得我們學習。以前我們總以為，只有民族志才是人類學。實際上，人類學長期有關注世界史的局部?？墒澜缡穼θ祟悓W的知識反思，到底有什么意義？這派給了比較深刻的解答。

與以上研究出現(xiàn)之同時，人類學也出現(xiàn)了“符號史學”的潮流，這個類型的歷史人類學，在研究上與人類學傳統(tǒng)上關懷的問題相連貫。人類學以前最關心的是親屬制度，可到了60年代之后，則把大量注意力放在象征上?！胺柺穼W”與象征人類學關系密切，不主張研究一個群體或抵御的整體歷史，而主張以這個群體或區(qū)域的某一種小小符號為主線，貫之于觀念的歷史或政治經(jīng)濟史來研究，使小小的符號映照出歷史過程。這派研究者作出的貢獻也是巨大的，其主要作品反映在大貫美惠子（Emiko Ohnuki·Tierney）所編的《穿過時間的文化》Emiko Ohnuki·Tierney, ed., Culture through Tim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一書中。另外，受法國人類學家利科的影響，新一代人類學家開始從歷史和敘事的角度對神話體系進行重新研究，他們的著作蘊涵了歷史關懷，解釋了歷史性與社會性的關系。

而關于“口述史”的歷史人類學，則一向引起廣泛關注?！翱谑鍪贰笨梢苑譃閮深?，一類旨在以口頭傳承反觀書寫的歷史的武斷，一類旨在比較口頭傳承與文字書寫的差異與歷史關系。在口述史的研究中，后期又出現(xiàn)將敘事者之權威性建構與敘事文類結(jié)合考察的努力。如Elizabeth Tokin, Narrating Our Pa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口述史”的歷史人類學要在真實與謠言之間找到一種平衡，獲得一種思路，這對于歷史研究而言，也有極其重要的啟發(fā)。

三、對“新鮮事物拜物教”的省思

對于當時人類學界浮現(xiàn)出來的史學風氣，我后來越來越有深刻感受，只可惜人有完成學位的功利心，我迎合某些“條件”，使自己的論文基本喪失歷史的意味。我慶幸自己于1994年回國工作，因為從那個年頭開始，我有了自由地研究自己想研究的課題、書寫自己想書寫的文章的機會。在中國學術中，談歷史，被認為是很正常的。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實在有不少優(yōu)點，其中之一，就是歷史自己。這些年，借助這個傳統(tǒng)，我做了一些工作。我的工作大多具有歷史意味，而由于自己是一位人類學從業(yè)者，因此，叫自己為“歷史人類學者”，亦不算過分。從此，我與“歷史人類學”這幾個字結(jié)下了緣分。我寫了不少書，多數(shù)書涉及歷史。那么，在我看來，“歷史”這兩個字，對于中國的人類學又意味著什么？我在逃離了無歷史的人類學后，進入了另一個困境……

《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含有一點對西方人類學的“怨氣”。它宣稱的使命在于取“他山之石”以“攻玉”，但各個章節(jié)卻都在批駁西方人類學的“無國家”、“無文明”、“無歷史”。除了這點矛盾，這本書在另一個意義上，又是一部極其失敗的作品——因為并沒有表達出我們所面對的真問題。

哪些是真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一對矛盾：一方面，相比西方學術，中國學術的歷史意識的確要濃厚得多；另一方面，近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又充斥著遠比西方多的“去歷史”因素。一個歷史意識如此濃厚的國度，何以又如此反叛自己的傳統(tǒng)？多年來，生存于中國學術界，我沒有停頓地受這個問題的困擾。

我的歷史人類學，可以說是針對“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去歷史主義”傾向而書寫的。在英國，“無歷史”的人類學是一門學科的缺憾，但歷史并不是作為一個整體社會的英國所缺乏的。英國人的歷史感很強，凡人對歷史都有濃厚的興趣。英國人類學缺乏歷史意識，無非是一門學科的問題，而不是社會的問題。我們中國則不同，我們的學科用歷史來制造“中國特色”。然而，也是在中國，我們特別不喜歡自己的過去，認定歷史主要是“文化負擔”。這種心態(tài)在各領域都有表現(xiàn)。比如，在人類學這個行當里，鄙視歷史上的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成果，似乎是我們的主要學風。沾染了“新學”風氣的學界，有一種可以叫做“新鮮事物拜物教”的心態(tài)，總是把功勞歸功于活在世上的我們自己。我將這種心態(tài)叫做“新鮮事物拜物教”，也就是“fetishism of the new”，這個叫法有點酸，但一點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