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唐宋文明,墨菲有深入、平實之論。他看到,統(tǒng)一的漢帝國崩潰后,經過近400年的分裂與動亂,到隋唐帝國時期,中國又恢復了政治統(tǒng)一。隋唐帝國的建立,把中國歷史帶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多方面具有建樹。墨菲看到了中國社會是一個生生不已的社會,處于不斷的變化與發(fā)展當中,敘述的重點并未放在傳統(tǒng)的政治文化史上,而是對多種因素進行思考。在他的筆下,我們看到唐都長安是一個典型的國際化大都市,來自亞洲的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敘利亞人、越南人、朝鮮人、日本人、猶太人、阿拉伯人甚至基督教徒和拜占庭人薈萃于此,增添了它的國際色彩(第195頁),唐代無疑代表了一個時代。中國社會發(fā)展到宋代,出現了他所稱的“黃金時代”。他是這樣評價宋代社會的:“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后來的世世代代中國歷史學家都批評它,是因為它未能頂住異族入侵而終于被他們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卻從960年存在到1279年,長于約300年的平均朝代壽命;它統(tǒng)轄著一個前所未見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和文化繁盛期?!耆Q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生產力最高和最發(fā)達的國家?!保ǖ?98-199頁)這一判斷符合宋朝的實際情況,也與中國學者近年的研究大體一致。
關于宋代對外交通、科技與貿易,墨菲有驚人之論。就大多數研究東方歷史的西方學者來說,他們對東方歷史文化縱深研究有余,而對于東方國家對外經濟貿易交流的橫向研究相對不足,相比之下墨菲在此方面有一定的貢獻,涉及對外交通、科技、貿易、哲學以及文化等諸多方面,顯然是西方學者中的佼佼者。在書中我們看到,宋代的對外貿易已經有了重大發(fā)展,中國商人大規(guī)模地走出國門參與西太平洋貿易網的建立,東南沿海城市出現大量的外國商人,從事東西方貿易交流,據說當時宋朝收入的五分之一來自海上貿易;長江三角洲和東南沿海出現了眾多發(fā)達的商業(yè)城市,農業(yè)生產、制造業(yè)以及交通運輸都有新式工具出現,期票、信用證以及紙幣的發(fā)行,促進了工商業(yè)發(fā)展,出現了一些有名的文學家、哲學家和科學家?!皬暮芏喾矫鎭砜矗纬愕蒙弦粋€政治清平、繁榮和創(chuàng)造的黃金時代?!保ǖ?01頁)所有這些為我們了解宋代社會提供了清晰的圖景。墨菲是一位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歷史學者,也是一位嚴謹的地理學家,因此在對歷史進程的把握上接近了歷史的真實。
關于中國明清時期的經濟與科技,《亞洲史》有許多亮點。墨菲與其他學者不同,他并沒有把明清社會的500年歷史看成是停滯或倒退,而是在比較中看到了中國明清社會的一定成就。與日新月異的歐洲相比,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確實發(fā)展相對緩慢,歐美國家在經過工業(yè)革命后發(fā)展速度明顯加快,而中國仍在舊的軌道上蹣跚而行,但這并不意味著停滯。強調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他明確指出:“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具有高度生產力的巨大世界,直到1500年代末,事情運行得很不錯,整體上繁榮使大多數人民滿意?!保ǖ?87頁)他這樣解讀東方歷史就突破了舊框架,形成獨成一體的編寫新框架,確立了科學、嚴謹的亞洲史編寫史觀。在這種評斷下,他提出了許多新觀點,認為明朝是中國的“新輝煌”。這種“新輝煌”包括中國在當時擁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造船技術,鄭和七下西洋時使用的多層甲板船能運載500人,長400英尺,載重量達500噸,其速度比一兩個世紀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船只還要快。這說明如果沒有科技的進步和社會財富長期積累的支撐,是很難有鄭和七下西洋空前壯舉的。在社會生產力方面也有許多表現,農業(yè)單位產量、國民生活與城市發(fā)展等在當時都處于世界上游水平。不難看出,這些都是本書的獨具匠心之處。
《亞洲史》對清朝前期的對外貿易和人口增長情況也有評介。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清代商人較之明代有較多的商業(yè)機會,中國同日本、東南亞以至歐洲貿易增多,并保持了對外貿易的順差,耐人尋味地指出:“整個對外貿易額看來顯然超過了歐洲,規(guī)模更大的國內商業(yè)和城市化達到了新水平……外國白銀不斷流入以支付中國出口貨,包括現在運往西方的茶和絲綢,使中國贏得巨額貿易順差。”(第356頁)這顯然是東方社會的實際情況,符合東方古史記載。在整個東西方貿易格局當中,東方國家處于出超地位,除了大宗的絲綢和茶葉外,還有瓷器、陶器、古董、藥材和書籍。近代以前,中國一直是世界幾個重要的文明中心之一,也是數千年來綿延不絕、不曾中斷的文明。這些對廣大讀者來說都是新穎而大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