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自敘利亞的淡水湖等地的花粉樣本告訴我們，森林覆蓋在冰期末期得到了快速擴張，因為當時亞洲西南部的氣候要比今天更涼爽，而且相當濕潤。許多地區(qū)的動植物物種都比當地現在的物種豐富，從而非常適宜人類居住。約公元前10000年時的大部分人類聚落都位于黎凡特（Levant，地中海沿岸地區(qū)）、伊朗的扎格羅斯山脈中及山腳下（見圖5-1）。局部地區(qū)如約旦河谷、幼發(fā)拉底河谷中部，以及扎格羅斯地區(qū)的某些河谷人口密度更高。在這里涌現出了一些更復雜和更穩(wěn)定的定居社會。人們熱火朝天地對當地景觀進行開采利用，爬上山坡去尋找野生的禾谷植物和干果，下到綠草如茵的低地和河谷中去捕獵瞪羚等獵物。這些聚落里出土的外來品，從海貝到石碗，到黑曜石（火山玻璃）制成的器物，無不通過貿易的形式從遠方而來。這一總量可觀的社區(qū)間貿易使得社會復雜性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借助一絲不茍的發(fā)掘和浮選法的廣泛應用，我們終于對生活在敘利亞境內幼發(fā)拉底河谷中的阿布·胡賴拉人的覓食行為有了相當豐富的了解（圖6-3）。阿布·胡賴拉興建于公元前11500年，是一座由狹窄的半地穴式房屋（房子部分在地面以下）組成的定居村落，這種房屋以蘆葦為屋頂，并靠木立柱支撐。在接下來的1500年里，這片樹木繁茂的干草原地帶一直維持著較今天更為溫暖濕潤的氣候條件，且野生河谷植物的生長異常繁盛。居民們靠捕獵春天從南方遷徙而來的波斯瞪羚維生。由于有了這樣宜于居住的地理環(huán)境，一個大型的永久性聚落里就可以容納300~400人。而且他們不再是一些散落的小型游團，而是有著更加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大型族群，很可能按照不同的血統(tǒng)結成不同的宗族。植物學家戈登·希爾曼通過發(fā)掘出的浮選標本來研究人們植物采集習慣的變化情況，借此，他仿佛透過望遠鏡來觀察當時的景觀變化。數百處微小的植物遺存顯示，人們曾經在附近的無花果樹（pistachio）和橡樹林里采集干果。盡管如此，隨著氣候的日漸干旱，聚落附近的森林開始減少。居民們轉而大批地采集野生禾谷植物，與此同時干果所占的比例下降了。到公元前10200年時，旱情已經極為嚴重，以至于人們不得不拋棄他們長期建立起來的聚落，之后可能分散到一些小型的營地當中去。有跡象顯示，他們曾嘗試種植黑麥，但沒有維持很久。

5個世紀以后，約公元前9700年，一個坐落在土丘上的新的村落出現了。起初，人們還是會大規(guī)模地捕獵瞪羚。約公元前9000年時，不出幾個時代，他們突然轉向放牧馴養(yǎng)的山羊和綿羊，并且種植單粒小麥、豆果（pulse）和其他一些禾谷植物。阿布·胡賴拉迅速擴展成為一個占地近12公頃且組織嚴密的社區(qū)，這里的房子都是單層的長方形泥磚房，以狹窄的小巷和庭院相連。最終在約公元前6000年時被廢棄。

新經濟體的出現是由多種復雜因素促成的。不僅在杰里科，在許多其他地方，如同樣位于敘利亞的艾因·格扎爾（‘AinGhazal）都出現了類似情況，那里發(fā)現的山羊趾骨上有拴足（把山羊蹄捆在一起）所導致的明顯的磨損痕跡，從而證實了山羊是早期被馴養(yǎng)的物種之一。大多數聚落都建在地勢較低的地方，靠近水源充足的可耕地。聚落中的人們通常生活在由圓形或橢圓形單間房屋緊密聚集而形成的小型村落里。其中最著名的聚落都位于《圣經》里的杰里科城腳下，約書亞率軍圍攻時以鼓號齊鳴轟倒其城墻的故事令杰里科名聞天下。

至少在公元前10500時，一個小型營地崛起于杰里科泉邊，但很快一個永久性農耕聚落繼之而起。定居者們建起配有高塔和環(huán)城壕溝的巨大石墻，壕溝由巖石砌成，溝深超過2.7米，寬3米。蜂窩狀的棚屋在城墻下聚集。修建城墻和壕溝這類公共事務所需要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的規(guī)模，乃是幾千年前的人們聞所未聞的。為什么要修建城墻至今仍是一個謎，不過它們可能曾被用來防洪，也曾因為與鄰近集團爭奪稀缺的食物資源而起到防御功能。杰里科還出土了許多有關祖先崇拜的頗有說服力的證據，即那些用灰泥塑成面部的人類頭骨，這清楚地表明人們非常擁戴與超自然世界和土地之間的這種傳統(tǒng)上由亡靈來庇佑的緊密聯系（見圖1-11）。

黎凡特地區(qū)的人口在公元前8000~前6000年間出現了大幅增加，他們所生活的永久性村落星羅棋布，向東可延伸至更干旱的敘利亞高原。人們在小塊的農田里種植二粒小麥、大麥、小扁豆和豌豆，并通過農作物和豆類的輪種來保持地力。一些像杰里科這樣的社區(qū)很快成為重要的貿易中心，農民們所使用的物品包括來自土耳其的黑曜石，來自西奈半島的綠松石，以及來自地中海、紅海地區(qū)的貝殼裝飾物。當時的貿易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許多村落開始使用一些黏土制成的小圓球、圓錐和圓盤來記錄商品交易。這很可能代表了一種簡單的書寫體系，并于日后演化成了書面文字（參見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