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攝關“政治”只是按時令不同例行不悖地舉辦宮廷儀式（年節(jié)風習事宜）以及宮廷內不斷發(fā)生的陰謀與暗斗而已。他們的權勢之爭主要的就是為了更多的接受捐獻的莊園，更多地撈取公領地的收益以及自身享受榮華，至于國事和公共事業(yè)，不管是天皇，還是攝關家及其他貴族，都是毫不關心的。例如，藤原道長時的1019年（寬仁三年）西伯利亞濱海州地方女真族的一派刀伊人侵襲北九州時，還是當?shù)氐奈涫總儼阉麄兇蛲说?，藤原道長并未付以任何強烈關注，也無任何責任感。

與中央政府完全不理政事一樣，地方上也無貴族理政。國司“遙任”正如上所述，在攝關政治時代，還制定了稱做“知行國”的制度，即在一定年限內將特定國的收益授予皇族與高級貴族。撈到“知行國”的就派自己的心腹部下任該國的國司，掠奪管轄下的人民。有時還有這樣的例子，即任命個什么“和歌浦波”或“敷島大和”等捉弄人的虛構人物為國司。這樣一來，人們就不再按照國司這一官職名的原義稱其為國司，而是單純把他稱做“領取”即領取該國的收益者來稱呼他了。

以攝關家為首的貴族們成了不折不扣的社會寄生者。他們以其榨取的財富營建豪華的邸宅和兼做別墅的壯麗的寺院，日夜沉湎于游樂饗宴。但因他們并未親自開拓新的生產(chǎn)關系，也未創(chuàng)建新的統(tǒng)治機構和武裝，因此，其榮華的基礎是不穩(wěn)的。在地方上領主與名主階層雖組織了農奴式的生產(chǎn)關系，并實際統(tǒng)治著群眾，但還沒有作為一個單獨的階級廣泛而堅強地聯(lián)合起來。也正因為他們是一個地區(qū)、一個地域的孤立與分散著，所以天皇和貴族們才得以維持其權勢。

源氏與平氏的興衰與僧兵

但歷史不停地在前進。在藤原氏全盛的11世紀前半期就有若干事例記載說，尾張、近江、丹波、但馬、河內等的“百姓”即名主們不像以前那樣聽郡司的調遣了，而是自己團結起來與國司斗爭，或者是集體向中央政府告狀，或是反抗莊園領主增征貢賦等。這意味著他們自己開始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力量。源氏和平氏的首領們就是把這樣的百姓們組織成武士團，以擴張勢力，而成為“武家棟梁”的。

在東國，自平將門之亂，平氏力量減弱，源氏興起。特別是從公元1051年到1062年，源賴義鎮(zhèn)壓了奧羽的豪族安倍氏的叛亂（前九年之役），接著公元1083—1087年，源賴義之子源義家（八幡太郎）消滅了同是奧羽的清原氏（后三年之役）。但他們的兵力是由他們的領地及其他依賴于他們的出身于名主的武士們組成的。而且，在這兩次戰(zhàn)役之后，源氏在東國的權威增高，各國的名主與領主向源義家捐獻土地以接受其保護的也增多了。另外，以伊賀與伊勢地方為根據(jù)地的平氏一派也逐步將近畿直到西國地方的武士歸并到他們的勢力之下。

各階級和個人開始要訴諸實力了?？繉嵙鉀Q問題的傾向起自社會的最低層并逐漸擴及社會上層。以奈良（南都）的興福寺和俯瞰京都的比叡山（北嶺）的延歷寺為首的南都北嶺的大寺院也都鎮(zhèn)壓了各自莊園的百姓們的反抗，或是為了對抗國衙，從10世紀后半期開始就組織了自己的武裝“僧兵”。京城的貴族們，僅靠他們的門第和官職權威已不足以安居無恙了。他們當中遭到地方領主與名主階層反抗的“領取”們（即國司們）對高踞于莊園的“本所”，對庸碌無為而又從中私吞財物并沉溺榮華的攝關家也不溫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