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xiāng)武士與農(nóng)民顯示力量；蒙古來犯

鐮倉幕府一直不穩(wěn)定

制定《貞永式目》雖說是顯示了鐮倉幕府的確立，但這不是說它就穩(wěn)定下來了。如果只是京都的公家大體上還不足為懼，但要駕馭支持幕府的強有力的御家人就不容易，他們隨時都有與公家聯(lián)合的可能，特別是非御家人武士的成長以及百姓名主等各種形式的群眾抵抗也威脅著幕府的基礎。

承久之亂后不久，源賴朝以來一直是幕府股肱的三浦氏與千葉氏等豪族和北條氏一族的名越氏聯(lián)合起來，擁立了迎自“公家”的將軍源賴經(jīng)，開始形成了反北條勢力?！皥?zhí)權”北條時賴巧妙地挑唆了三浦氏，于公元1247年消滅了他的一族。在這以后，不是將軍陰謀策劃反抗“執(zhí)權”一家，就是六波羅探題策劃叛亂?？傊?，幕政并未能輕易地穩(wěn)定下來。在這期間，北條氏的嫡系——充任“執(zhí)權”的這一族，稱為“得宗”——則加強了獨裁?！霸u定眾”也為“得宗”一族占據(jù)，各國的守護職位也逐漸地被這一族所把持。對此，一般御家人的反抗也就不能不因之而高漲。

在社會下層，即使是在幕府勢力最盛期，或是在北條泰時及北條時賴那樣頗得好評的執(zhí)權的統(tǒng)治下，以公元1321年（寬喜三年）春的“寬喜大饑荒”為開端，大饑荒頻頻發(fā)生，餓死者達數(shù)萬人。此外，還屢有大地震和臺風災害，哀鴻遍野。因此，把這些群眾當成奴婢買賣之事盛行。幕府雖屢發(fā)禁令而不止，盜賊橫行于各地。例如，公元1240年禁止買賣人口；公元1244年制定“奴婢養(yǎng)子”“救濟饑荒”“買賣人口”等法令；公元1250年禁止身份卑賤者佩刀；公元1253年告誡“地頭”不得瀆職并管制物價；公元1258年各國盜賊蜂起，各國發(fā)生饑荒與瘟疫，餓死者很多；公元1263年各國大風成災。這類記載在年表里隨處可見。在公家、幕府以及在鄉(xiāng)的領主與大名主們兩重三重的掠奪下，群眾生活是如何的遭到毀壞以及他們的反抗又是如何此起彼伏，由此即可見一斑。然而，另一方面蓄積了巨額財富的商人卻成長起來。公元1252年，禁止了全國的釀酒業(yè)，在鐮倉曾打碎了酒甕37000余口。公元1262年管制了物價與貸款利息。公元1270年又禁止御家人典當與轉讓領地。諸如此類的壓抑商業(yè)與高利貸資本的法令也與日俱增。這主要是為了防止幕府支柱的御家人一年比一年深重地為高利貸所蠶食而采取的措施。如上所述鐮倉幕府雖然在其全盛期就不穩(wěn)定，社會也激烈動蕩，但這只是鐮倉幕府這一封建武士國家落后形態(tài)的不穩(wěn)定與動蕩，并不是日本社會徘徊不前的表現(xiàn)。相反，這倒是社會充滿活力并且在清除著奴隸制殘余的歷史發(fā)展過程的反映。史料中即使大量出現(xiàn)了有關買賣人口的問題，但這也不是恢復與強化奴隸制，而是不能再輕易地得到奴婢與下人的反映。

擊退蒙古的來犯

這一時期曾前后兩次發(fā)生過蒙古來犯這一空前的外患。12世紀末，蒙古族的鐵木真統(tǒng)一了各部族，建立了蒙古國，并將今之中國內蒙古自治區(qū)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及中國東北置于統(tǒng)治之下，公元1206年遂稱成吉思汗，并逐步地壓迫宋王朝，將其趕到中國南部。此后，蒙古族在西方曾從俄羅斯與小亞細亞侵入到東歐。公元1259年在東方完全征服了高麗（朝鮮的統(tǒng)一國家）。翌年，忽必烈成了蒙古國王（大汗）。隨后并遷都于北京。公元1271年稱國號為元。高麗因倭寇威脅曾向忽必烈控訴過，而這又成了他在這期間策劃以朝鮮為根據(jù)地征服日本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