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一揆”與“國一揆”和戰(zhàn)國大名

應仁、文明之亂和下剋上

社會最底層的動蕩促進了社會最上層的守護大名及足利家族內(nèi)部舊有的矛盾與斗爭。公元1416年，將軍足利義持之弟足利義嗣串通關東管領足利持氏的部下上杉氏憲發(fā)動叛亂，關東的大名與武士都參加進去，形成關東一帶的大亂。幕府勉強將其平息后，足利持氏又覬覦了將軍的寶座。公元1423年，足利義持雖下令關東的大名出剿足利持氏，但雙方暫時還是妥協(xié)了。繼足利義持之后的第四代將軍足利義教時，公元1439年（永享十一年）才最終把足利持氏剿滅（永享之亂）。

從此，足利義教就漠視幕府的領導體制，加強了獨裁。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反幕派利用各地土一揆的情況下，幕府就不能不專權。但其結果反而增加了強有力的守護叛離幕府。足利家族的關東管領滅亡后，關東的守護大名們勢力強大起來。西國方面，九州的大友、菊池、少等反幕派的守護大名叛亂了。他們也被懷疑為“背地里與土一揆勾結”。幕府命大內(nèi)氏去平息，可是大內(nèi)氏的勢力卻又因之強大到幕府無法控制的程度。在此以前，獨立性很強的南九州大守護島津氏也日益不順從幕府的統(tǒng)轄。而且，連將軍足利義教在公元1441年（嘉吉元年）想自播磨守護赤松滿佑收回領國時，反而遭到滿佑的突然襲擊。赤松滿佑又被繼足利義教之后任將軍的足利義政（公元1436—1490年）派遣的“所司”山名持豐等的軍隊所剿滅。

這時，趁幕府動蕩不定，以近江的“馬借暴動”為開端的京都周圍一帶的土一揆，在各村組織隊伍，占據(jù)并駐扎于有名的大寺院與神社，還嚴禁放火與搶掠，秩序井然地要求“新將軍上任之始，按慣例施行減免債務”并終于獲勝。群眾在政治上已發(fā)展到能利用幕府危機的水平了。從這時起，土一揆又再度緩和下來。在近畿地方的各村，“守護”與領主的命令幾乎已無法施行。公元1454年與1457年的山城土一揆還打敗了來鎮(zhèn)壓的幕府軍與土倉的雇用軍。甚至在鎮(zhèn)壓軍的士兵中還有參加農(nóng)民運動的。

占據(jù)幕府機構中樞的三管四職家族的領國內(nèi)，家臣身份的武士也有屢屢利用土一揆的力量發(fā)動叛亂，還介入主人家中繼承家長之爭，并使其激化的。因此，在三管領之中，斯波和畠山兩家族由于全族之爭瀕于同歸于盡，唯獨細川家族強大起來。當時，在“四職”家族中，山名家族強大，這又導致與細川家族相爭。他們皆參與了斯波及畠山家族內(nèi)訌中相互對立的一方，此外，還牽扯到與將軍足利義政之弟足利義視及其子足利義尚之間的爭奪將軍職位問題，細川勝元擁立足利義視，山名持豐（公元1404—1473年）則立足利義尚。終于在1467年（應仁元年）不僅在幕府要員家族，而且還卷進了以大內(nèi)氏為首的各國強有力的守護大名的大戰(zhàn)亂，即“應仁、文明之亂”爆發(fā)了。

戰(zhàn)斗主要是在京都進行的。兩軍都武裝了雇用來的離鄉(xiāng)農(nóng)民與城市下層人民，并將他們編為步兵（“足輕”）。由于允許他們肆意放火搶掠以代替發(fā)餉，致使大半個京都變?yōu)閺U墟。市民都傷心地說：“你所知悉的京城啊，黃昏時刻，在荒野的盡頭，見到飛起的云雀也會潸然淚下?！睉?zhàn)爭持續(xù)了11年，但兩軍的首腦認真戰(zhàn)斗的卻是最初的兩三年，其余時間兩軍都是膠著對峙。武士與“足輕”與其說是相互作戰(zhàn)，不如說是在市內(nèi)熱衷于搶掠。在這期間，值錢的財物已經(jīng)沒有了，武士們對這場無意義的戰(zhàn)爭也都厭煩。因而，就都陸續(xù)地返歸故里。其中也有聯(lián)合了土一揆發(fā)動叛亂的。這樣，在京都就再沒有作戰(zhàn)的武士，公元1447年（文明九年）戰(zhàn)爭也就因之而結束了。

應仁與文明大亂使將軍家族與幕府要員各家族兩敗俱傷，總之是陷于接近同歸于盡的境地。大亂結束前4年，將軍足利義政讓位于足利義尚，亂后又在京都東山建造別墅（“銀閣”）。公家與武家晝夜行酒宴，甚至把翌日上朝的服裝都典當給酒家了。他們就是這樣地沉湎于游樂的。將軍威信掃地，就是細川與山名等“三管四職”家族也都無法恢復舊日的權勢。

從此，大名與武士們爭奪領土的戰(zhàn)亂遍及全國，名副其實的戰(zhàn)國亂世竟延續(xù)百年以上。家臣對主君反復叛亂，正當巧妙地劫占主家時，卻又被家仆所劫取的事例也是司空見慣的。大名漠視將軍，其對天皇的印象也淡薄了。當時的統(tǒng)治者把這種舊秩序與有權勢階層從根本上的變動稱為“下剋上”。這一詞匯雖已見之于鐮倉時代13世紀中期，及至應仁與文明亂后，這種現(xiàn)象就更是彌漫于整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