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距創(chuàng)作完成《文化與社會》已過了近三十年。重讀此書或其部分章節(jié)，我常常會覺得好像在讀別人的作品。然而，我正是透過此書首次表明了一種立場，這一立場表達了我對工業(yè)文明及其文化和思想中已經發(fā)生和當時正在發(fā)生事件的感受。此后我的看法有所發(fā)展，某些觀點和看法也發(fā)生了一些改變，但是我始終相信一點：這兩個非同尋常的世紀帶來了世界巨變，也處于重大危機之中，要充分認識和理解它們，一個主要方法便是詳盡全面地思考文化問題，因為在每個階段文化都發(fā)揮著積極活躍的作用。

正如原版前言所提到的，我在書中論述了在工業(yè)革命以來的文化觀念及其現代含義。本書圍繞“文化”一詞的新義及其整個相關意義詞匯組所展示的新問題展開。[ 《工業(yè)革命期間英語的演變》一文原本計劃作為《文化與社會》的附錄出版，后發(fā)展為本人專著《關鍵詞》（Keywords）（1976年）。] 曾有各色各樣的人物就此新興重要問題著書立作，因此嚴肅研究和討論所使用的語言已經或正在發(fā)生改變，我要做的便是梳理這個過程中在語言層面上發(fā)生的演變。

現在常常有人會問我在討論時是如何選擇作家的。這個問題背后通常隱藏了一種認識，以為必然有先在的作家名單或作家范圍，以為我會對選哪些作家進行一定取舍。有一點必須要加以說明，在此書的先期準備階段，我從未聽說過類似的閱讀書目，一直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出現這樣一個書目。我的意思并不是說這些作家在當時并不著名，而是說，據我所知，他們從未以此種方式，圍繞著某個中心主題，發(fā)生相互關聯。此書創(chuàng)作的準備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不斷擴展閱讀的過程，沒有任何預定書單或者任何標準可供參考。我清楚地記得，后來當我發(fā)現有些著述我在論述中未能提及卻顯然相關時，有過類似惶恐的心情。其結果是，此書一再修訂。本書完成后的這些年間，我已發(fā)現了更多相關范例，可以涵括更多內容。但是正如許多讀者所言，或許可以說，我已盡力確立了一種關于文化和社會的寫作傳統(tǒng)的意識，這個傳統(tǒng)所具有的實際復雜性，當時鮮為人知或者可以說完全不為人所知。因此隨后會有所增刪，但是本書已經大致達成了目標：讓人們意識到存在這樣一個文化傳統(tǒng)。而后來當許多讀者把這個傳統(tǒng)看作自來就有的東西，并頗為有理有據地詢問為什么沒有把某個作者納入如此知名的傳統(tǒng)時，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一種頗具諷刺意義的贊頌。

另一個人們經常會問我的問題是：其他語言和文化中有那么多明顯相關的作家，為什么我偏偏集中討論英國作家？這是一個好問題。我當然相信，在閱讀此書以及此書論及的作家作品的同時，也應該閱讀一些其他以或同或異方法展現出的別樣文化傳統(tǒng)。但是我仍然確信，本書依照其特殊方法，只能圍繞此類特殊經驗，形成此種傳統(tǒng)。最終橫掃或者說沖擊了大半個世界的工業(yè)革命是始于英國。因此，這個決定性歷史轉型期的一部分便是基本全新的社會和文化關系及問題，而正是處于英國文化中的人們以無比強烈和前所未有的直接方式首先感受到了這一點。最初的兩三代人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如何找到恰當的語言來表達這些這些社會和文化關系及問題。因此，盡管其他社會中也發(fā)生了類似變化，也創(chuàng)造出了新思想和新藝術來應對這些變化，其思想藝術與英國作家一樣深刻有趣，甚或更加深刻有趣，但是考察這些變化的初始發(fā)源地，卻具有永久而普遍的重要意義。本書先后被譯為意大利語、日語及德語，這些譯本本身所體現出的熱烈反應以及本書在北美讀者中間引起的強烈反響，都足以證明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當代觀點。《文化與社會》于1958年出版后，人們都說這是英國新左翼的開創(chuàng)性之作?，F在還常常有人把本書與后來的《漫長的革命》、理查·霍格特的《識字的用處》（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湯普森的《莫里斯》（E. 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與《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放在一起，統(tǒng)稱為開創(chuàng)了全新知識和政治傳統(tǒng)的作品。是否確實如此我不敢斷言。歷史其實是相當復雜的，我記得1968年的時候還有另外一種不同的說法。以上提到的這些著作或者說部分著作盡管仍為人尊重，卻常常被人劃入文化激進主義的行列，一種更為黑白分明、更為嚴苛無情、也更為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把這種文化激進主義遠遠甩在了后面。我知道，無論怎樣我有些論述的確是有這種導向的，當時這么做的理由我至今仍然堅持。但是1968年是一個樣子，后來到了1978年至1982年間，就完成了另一個樣子。那些早先被確信無疑地分析過，甚至有些情況下嗤之以鼻，稱之為工業(yè)主義（industrialism）或工業(yè)資本主義（industrial capitalism）的浪漫主義評論，到了1978至1982年間卷土重來，居然與新生態(tài)主義和激進生態(tài)主義發(fā)生了關聯，真讓人瞠目結舌。這并不是說19世紀的所有先輩們或者多數先輩們都感到極其不安，認為只有通過新運動才能尋求到出路。他們中有些人不過是眷戀往昔時光，現在新運動中有些人仍是如此。另外一些人雖然寄希望于未來，卻很少會有那稍縱即逝的信心，把工業(yè)文明基本模式看作新型激進社會秩序無可置疑的基礎。隨著我們自己時代危機的持續(xù)，這些早期作家的坦誠、多元化觀點以及對同胞的責任感，多數情況下不像是已經過時或局限于某個時期的思想，而更像是共同奮斗的同代人所發(fā)出的聲音。換句話說，這個危機程度之深、范圍之廣，使得我們即便身處自己的世界，也隨時可以與這些最早的奉獻者們分享思想。我們仍然在和他們一起尋求答案，而事件的分量之重使我們常?；貧w到許多共同問題上來。我們認識到社會秩序的危機和自然秩序的危機密不可分地互相關聯，并以此作為這個時代最新最重要的看法，這在我看來頗具諷刺意味。因為，這些都可以在那些早期作家的作品中找到雛形，或者早已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但是隨著新知識、新體驗、新希望、新群體和新機構的出現，這就不再是反諷而是鼓舞了，因為這些新東西推動我們把整個探索引向新的維度，使我們的研究不至拾人牙慧，而這些非凡的前輩們也不至于把我們拉回過去，而是把我們推向未來。

正是基于這個主要原因，我希望《文化與社會》能夠對新時代的讀者們有所裨益。無論如何此書都是作為這個英國傳統(tǒng)的思想與創(chuàng)作歷史來使用的，作為歷史或許仍然夠用。但是我并非僅僅是把本書當作歷史來寫的，本書的結論部分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我在1945年后的信仰危機和歸屬危機中開始了本書的創(chuàng)作。傾盡全力來創(chuàng)作此書，就是為了找到一個立場，使我能夠通過歷史（正是這段歷史把我們帶入了這個千奇百怪、讓人不安又令人興奮的世界當中）來理解當代社會，采取正當行動?；蛟S對于其他人來說，此書無法起到這樣的作用，但是這卻是我的創(chuàng)作動因，常常也是人們（讀者數量比我所期望的要多得多）閱讀它的目的所在。

雷蒙·威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