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袁世凱和袁世凱集團來說，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月份。這是因為：（1）在此之前，袁氏僅僅是一個軍人，袁世凱集團也僅僅是一個初具雛形的軍事團體。這之后，袁同時成為一個封疆大吏，袁世凱集團也由一個軍事團體開始發(fā)展成為一個軍事政治團體。在此之前，袁世凱集團僅僅局限于小站一隅，之后成為山東一省的主人，有了一塊不小的根據地和勢力范圍，這對于袁世凱集團的發(fā)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2）袁世凱及新建陸軍開赴山東，直接使袁世凱集團在不久發(fā)生的庚子事變中躲過了一場危及本集團生存與命運的危機。 因為，此時袁世凱及所部如果還在天津小站，那么庚子年八國聯軍向中國開戰(zhàn)，首當其沖之地便是天津與直隸。袁如果不與洋人開戰(zhàn)，就是奉旨不遵，不但官運沒了，就是腦袋能不能保得住還是個問題；如果奉慈禧太后之命與聯軍開戰(zhàn)，則不但勝利沒有把握，就是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一點政治本錢也會在這場戰(zhàn)爭中損耗殆盡。況且即使自己沒有戰(zhàn)死，辛丑議和后自己還不是充當清廷一個替罪羊而被押上斷頭臺嗎？由此看來，袁能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督撫山東，不僅是袁世凱集團開始發(fā)展的一步，更使這一集團躲過了一場即將到來的滅頂災禍。從這一點上說，袁世凱及袁世凱集團是多么幸運了。李劍農在評價這一事件對袁世凱及袁世凱集團的發(fā)展影響時說：“庚子五月二十一日，袁曾奉旨調新建陸軍入都，這是袁與北洋軍閥存亡的一個大關頭。西太后的意思，是要他入京幫助義民的；榮祿的意思，或者是要他去解散義民，或者是要他去保駕，不甚明了；東南各督撫，也有主張‘袁慰帥即由山東提兵由保定進京，以清君側、護兩宮為要義’的；但是袁將所部軍隊一部分開到直、魯接境各處，卻不前進了。假使袁果提兵北上，一定是那些義民的大敵；聯軍到了，恐怕也不認得他罷!他還是打義民呢？還是打聯軍呢？所以他帶兵出撫山東，與此次頓兵不進，又是幸運照臨他的一點?！笔Y方震在《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一書中也認為：“光緒二十五年，榮祿練武衛(wèi)軍，以聶士成、馬玉昆、董福祥、袁世凱為前后左右四軍，拳匪之亂，聶軍死于難……董福祥以附拳亂被黜；馬猶保其地位，然無地盤；獨袁世凱率其軍以入山東，不惟免于難，且因之成大功焉。”單就袁世凱及袁世凱集團的發(fā)展存亡來講，李、蔣二氏的看法都是有著一定道理的。正因為袁世凱及其團體及時離開了當時政局的是非之地天津，才使他于此時在兩難境地、復雜局勢面前能夠從容考慮與應變，做到慈禧太后與列強兩邊都不得罪，從而為日后他的官星高照與袁世凱集團的發(fā)展在萬難境地中爭取到了一片生存空間。單就這一點來說，袁世凱及袁世凱集團的發(fā)展實際上也不是如常人認為那樣來之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