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廷新政上諭的頒布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在流亡途中，慈禧太后在經(jīng)過顛沛流離之苦后，痛定思痛，經(jīng)過慎重考慮后，終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fā)布了一道力求振作的上諭。這道上諭的發(fā)表，標志著清末新政的開始。

其諭曰：“世有萬禩不易之常經(jīng)，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于大易；損益可知，著于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來，代有興革。當我朝列祖列宗因時立制，屢有異同。入關(guān)以后已殊沈陽之時。嘉慶、道光以來，漸變雍正、乾隆之舊。大抵法積則敝，法敝則更，惟歸于強國利民而已。自播遷以來，皇太后宵旰焦勞，朕尤痛自苛責。深念近數(shù)十年積敝相仍，因循粉飾，以致釀成大釁，現(xiàn)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懿訓(xùn)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去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師。自丁戊以還，偽辯縱橫，妄分新舊?？的嬷湥跤诩t巾。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貴為等票誘人謀逆，更借?；时７N之奸謀，為離間宮廷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講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譖謀不軌。朕吁懇皇太后訓(xùn)政，乃得救朕于瀕危，而鋤奸于一旦，實則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lián)p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酌中以御，擇善而從。母子一心，臣民共睹。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祛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中國之弱在于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遺訓(xùn)，即西人富強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wù)，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積習。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須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xiàn)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婆e軍制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并，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nèi)悉條議以聞，再行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至西幸太原，下詔求言，封章屢見。而今之言者率出兩途：一則襲報館之文章；一則拘書生之淺見。指其病未究其根，尚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悉歸于窒礙難行。新進講富強，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談?wù)龑W，又往往不達事情。爾中外臣工，當鑒斯二者，酌中發(fā)論，通變達權(quán)，務(wù)極精微，以便甄擇。特是有治法尤貴有治人。茍無其法，敝政何從而補救；茍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使不分別人有百短，人有一長，以拘牽文義為守經(jīng)；以奉行故事為合例。舉宜興宜革之事，皆潛廢于無形；旅進旅退之員，遂釀成不治之病。欲去此弊，慎始尤在慎終；欲竟其功，實心更宜實力。是又宜改弦更張以祛積弊，簡任賢能，上下交儆者也。朕與皇太后久蓄于中。物窮則變，轉(zhuǎn)弱為強，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轍，空言塞責，遇事偷安，憲典具在，決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

這篇上諭表明：（1）經(jīng)過庚子事變后，清廷在反思之余，態(tài)度發(fā)生了一個比較徹底的轉(zhuǎn)變，這就是從原來的頑固守舊開始轉(zhuǎn)向維新圖強。上諭中雖然仍宣布康、梁為逆黨，斥責康、梁變法為“亂法”，但并沒有反對變法從新的意圖，反而說：“所有一切自強新政，胥關(guān)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yīng)實力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贝褥倪@種做法主要是想將自己即將舉行的新政與戊戌變法區(qū)別開來，其變法自強的愿望與主張是堅定的。（2）清廷終于敢于走出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怪圈，不再拘泥于祖宗的成法。認識到了“法積則敝，法敝則更，惟歸于強國利民而已”的正確性和重要性。（3）在總結(jié)過去洋務(wù)運動成敗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主張。這道上諭希望突破洋務(wù)運動的藩籬，指出了“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因此，富強之路、振興之望在于必須舍西政之皮毛，而求西政之本源。（4乯如何舉辦新政才能富強，清廷并沒有十分成熟的主張。因而下諭要求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舉所知，各抒己見，通限兩個月內(nèi)詳悉條議以聞，再行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梢?，從文本的內(nèi)容來看，這道上諭無論從哪個方面而言都應(yīng)該算是清末新政的一個綱領(lǐng)性的文件。實行新政是清廷針對庚子事變前后各方面壓力重新尋找出路的一種自發(fā)行為。

上諭發(fā)布后的幾個月內(nèi)，并沒有引起社會上積極的回應(yīng)。朝廷從各級官員收到的有關(guān)變法的奏議為數(shù)甚少。整個社會，從王公權(quán)貴到各級官僚，從地方大員到庶民百姓，對清廷變法詔令的反應(yīng)除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之外基本上均表現(xiàn)得相當冷淡。造成這種冷淡的局面是有原因的。首先，清廷在戊戌變法期間及其以后的頑固表現(xiàn)，使各地官員、封疆大吏對其變法的真實意圖和貫徹的決心表示懷疑。其次，當時朝廷偏安西北，各地兵荒馬亂，局勢動蕩，誰還有心思多去考慮一些在當時看來還捉摸不定的問題？這種冷淡的態(tài)度，確曾使慈禧太后頗為不安。為此，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三（1901年4月21日），清廷再次下諭，決定設(shè)立督辦政務(wù)處，作為辦理新政的“統(tǒng)匯之區(qū)”，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崑岡、榮祿、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為督辦政務(wù)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遙為參預(yù)”。同時特意催促各省督撫“迅速匯議具奏，勿稍遲延觀望，將此通諭知之”。 

清廷新政上諭的發(fā)布與辦理新政中央統(tǒng)匯機構(gòu)督辦政務(wù)處的成立，表明了清廷新政的綱領(lǐng)和決心。庚子事變以后的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終于開始真正認真地考慮通過進行體制創(chuàng)新與變革來實現(xiàn)富強的目標的問題。它揭開了清末新政的帷幕，為袁世凱集團的急劇發(fā)達提供了新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