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他任《留美學生季報》主編，于是將所寫的白話詩選了數(shù)十首發(fā)表出來，供世人評論。因該刊在上海中華書局發(fā)行，所以國內(nèi)外都有很大影響。與此同時，還為將來的詩集取了一名，叫“嘗試集”。

經(jīng)過一段試驗后，他總結(jié)寫作白話文的經(jīng)驗，于8月21日在日記里歸納出文學革命的八個要點，(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五)須講求文法，(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須言之有物。他說，我主張以白話文作詩、作文、作戲曲、小說。倘有愿意從我，無不歡迎。同一天，他寫信給《青年雜志》主編陳獨秀談了自己的主張，并對《青年雜志》第3號上登載謝無量的長律詩提出批評意見。他說謝君的詩，用古典套語不下百余事，而記者(編輯)卻附云大為推薦，稱它是“希世之言”；胡適認為這與陳主張寫實主義，反對古典主義相矛盾。陳接信后很快回信，向胡解釋說：“文學改革，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戲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藝欄意在改革文藝，而實無辦法。吾國無寫實詩文以為模范，譯西文又未能直接喚起國人寫實主義之觀念，此事務求足下賜以所作寫實文字，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标惖膩硇耪c胡適主張不謀而合，于是回信，將自己對文學革命的八點主張，加以解釋寫成文章，題名為《文學改良芻議》，內(nèi)容與前同，后人稱為“八不主義”。胡適后來回憶說：提出的八條是溫和的建議，題目也很謙虛，不用“革命”的詞語，而且是芻議，說明不是結(jié)論。之所以如此，是怕引起老一輩保守分子的反對。由此可看出胡適在文學革命中的態(tài)度是比較溫和的。

這篇文章1917年1月在《新青年》，前身為《青年雜志》2卷5號上發(fā)表后，在教育文化界引起強烈的反響。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非常贊賞，寫信給陳獨秀表示自己意見，并指出：“胡先生‘不用典’之論述最精，實足祛千年腐臭文學之積弊?！标惇毿闫鸪鯇m提出的八條還有點懷疑，但他見了胡的《文學改良芻議》后，便完全贊成胡的主張，只是覺得文章寫得太平和了，因此他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在《新青年》2卷6號上發(fā)表，正式打起“文學革命”的大旗。他說：“文學革命之氣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三)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最后以堅定的口吻說：“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qū)!”表示了他堅定不移的信念。與此同時，他寫信給胡適說：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信中特別提到，希望胡適早日回國到北大任教，愿將北大文科學長位置讓給胡適。胡適后來寫文章說，自己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yè)。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他們彼此謙虛，說對方是急先鋒。其實他倆的文章在當時都成為青年的“圣經(jīng)”。這是一個資產(chǎn)階級的啟蒙運動。他們聯(lián)合起來，一致向封建勢力宣戰(zhàn)。陳的文章發(fā)表后，把已經(jīng)掀起的文學運動又推入了一個新的高潮。錢玄同、劉半農(nóng)、魯迅、周作人等都表示贊同，并以實際的行動投入到這個反對封建文化的斗爭行列，共同奮斗。此后三四年里，白話文便成了我國的正式“國語”，因為當時的教育部于1920年1月頒布小學秋季起一律改用語體文。白話文成為正式的國文，這在我國文化史上是一件極其重大的事，對后來的新文化運動有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