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名義上推翻了封建專制政權，建立了民主共和政權，實際上不僅政權長久地被封建專制余孽所控制，以綱常名教為主的規(guī)范、信條更是制約著社會各個層次。新文化運動時期，許多人都注意了傳統(tǒng)的規(guī)范、信條影響、制約著社會的發(fā)展，傅斯年對此論述說：“信條總應合于現(xiàn)日的社會情形；若是遺傳的信條，經過若干年，社會的性質改變了，人生觀念不同了，我們反來遵守歷史上的信條，豈不同信仰死靈魂，崇拜泥菩薩一樣?可是中國現(xiàn)在社會上的信條，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九件是死靈魂、泥菩薩?！彼詈蠛粲酰骸拔覀儽仨毥ㄔO合理性的新信條，同時破除不適時的舊信條?！保?］傅斯年對傳統(tǒng)社會各個領域的批判表明了他當時的思想意識。從批判的內容和態(tài)度來看，他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還不夠深刻，缺乏理論的深度和系統(tǒng)性。可以看出，他對社會的認識、對批判對象的了解都比較膚淺，帶有盲目性和隨意性，且有較強的感情色彩。這說明他的社會政治思想尚處于初步形成時期。

（二）發(fā)展自己與改造社會

正當傅斯年主編《新潮》雜志，積極撰寫文章，鼓吹“民主”與“科學”，宣揚新文化，抨擊舊傳統(tǒng)舊道德，向傳統(tǒng)社會意識猛烈攻擊的時候，國際、國內形勢發(fā)生了激變，由此而引發(fā)了“五四”運動，把埋頭寫文章、編稿子的傅斯年拉到社會，由文化批判轉變到社會批判方面。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在法國巴黎舉行分贓會議，中國北洋政府作為戰(zhàn)勝國參加了會議。會上，中國代表要求收回德國在中國的領土和權益。可是，各帝國主義無視中國的要求，把德國在中國的權益轉讓給了日本，而中國的代表竟然同意在喪權辱國的和約上簽字，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5月1日，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把此消息告訴了蔡元培。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西齋大飯廳召集學生代表一百多人開會，講述了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犧牲中國權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同學們聽了蔡元培的講話，都非常激動。傅斯年本來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又是山東籍的學生，想到自己飽受苦難的家鄉(xiāng)父老，又要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更有其他同學所不具有的激憤。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學學生會在法科大禮堂舉行了一千多人的集會，并邀請了北京各校代表參加，討論了當前救國應采取的步驟，決定第二天舉行游行示威。會議推舉20名代表負責學生的組織工作，傅斯年由于在同學中間素有威望，被同學們推舉為代表和游行總指揮。

5月4日，學生高舉“外抗強權，內懲國賊”的標語在校園集結，傅斯年扛著大旗率學生在天安門與其他院校學生會合，然后向東交民巷使館區(qū)進發(fā)，準備向各國使館抗議示威。走到東交民巷，受到外國軍警的阻攔，學生推舉代表向各國使館遞交了說帖，這時有學生提出：我們找賣國賊算賬去，于是傅斯年又率學生經御河橋直奔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火燒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第二天，在討論下一步行動時，傅斯年和一位名叫胡霹靂的同學意見不一致，兩人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吵，最后二人互毆，胡霹靂動手打壞了傅斯年的眼鏡，傅斯年一怒之下，發(fā)誓不再過問學生會的事。

［1］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