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 求學歲月:貫通中西學問(22)

傅斯年傳 作者:馬亮寬


傅斯年撰寫的《時代與曙光與危機》[1],就是他對當時社會總體認識和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方案。文中把中國所處的時代放在世界發(fā)展歷史的范圍中進行探討,然后專門對中國所處時代進行多層面的分析。他在文中首先將社會分成兩種相互對立的組織結(jié)構(gòu)形式:“有機體”社會與“機械”的社會,合理的社會是有機體社會。他認為中國由于長期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社會是一盤散沙,是機械性的社會。他把中國古代秦漢以后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與西周的分封制和明清時期的土司制度相比,認為封建專制對人控制的太嚴酷,相對來說,不如分封制和土司制度。對此他論述說:“封建誠然不是一個好制度,卻還存著幾分少數(shù)人自治的精神,不至于把粘土變成沙漠,把生長體變成機械,把社會的發(fā)育換作牛馬草的訓練?!睂τ陬櫷ち值姆饨ㄕ?,他表示有同感,甚至認為土司也比專制好:“土司還比專制好,土司縱不能幫助社會的滋長,也還不至于把社會變成散沙一般的群眾。在專制之下只有個個人,沒有什么叫做 ‘公’的,所以在個人責任心之外,不負社會的責任心,原是當然。所以中國的社會大半是機械似的,不能自生自長自轉(zhuǎn)自動,一切全由外力?!备邓鼓暌矎娬{(diào)社會手段與政治手段的不同。他談改造社會時,將海通以來中國人的“覺悟”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層是國力的覺悟。第二層是政治的覺悟?,F(xiàn)在是文化的覺悟,將來是社會的覺悟?!闭J為以社會手段進行社會改革是必定要走的路,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以社會力量培養(yǎng)政治的改革。他說:“我說句魯莽的話,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會,都不免有幾分專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會的培養(yǎng)促進政治,才算有徹底的覺悟。”又說:“請看中國人崇拜政治的心理,可以知道他還不忘專制了。他總希望大人物出來,有所憑借而去轉(zhuǎn)移社會,仿佛看得改造像運機器一般,而與培植樹木發(fā)展體力的辦法遠?!背辞褰袊乃膫€階段的發(fā)展,將以造就有機社會為最終目標,他還有一層體悟,即這四個階段的進程不可跳躍前進,必須循序而來的,并且要根據(jù)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如農(nóng)村和城市就要區(qū)別對待。因為傅斯年對農(nóng)村進行過認真考察,他認為農(nóng)村和城市的社會生活是“兩截的”:城市社會與農(nóng)村社會之間接觸很少,沒有任何正常流通的渠道。所以社會改造的方法,要求不能相同,對于農(nóng)村、農(nóng)民“只要幫助他們維持和發(fā)展他們固有的自治的意義,再灌上最小限度的智識,以發(fā)展他們的經(jīng)濟狀況為唯一目的,就夠了?!彼愿脑焐鐣墓ぷ鳎饕轻槍Τ鞘猩鐣?,對城市社會主要是兩個層面:一方面要使城市社會和農(nóng)民生活相接觸,另一方面要在大城市中將各種職業(yè)形成的各類社會互相聯(lián)絡起來,“造出一個團結(jié)的組織,又就著這組織活動去”。

另外,他提出培養(yǎng)“社會的了解”與“社會的責任心”。在社會的了解方面,“譬如我們知道中國人——和世界的人——所受的苦痛和壓迫,根本上由于這個資本私有的制度,要是想好非達到資本公有的目的不可,并且還要知道從舊狀態(tài)到新狀態(tài)應該怎樣辦去。”至于社會責任心,他說近代中國:“睜著眼睛看人賣國亂政,涂炭地方,破壞代議制,絕了中華民族一線不斷的人格,不過是長吁短嘆而已,顧著身家,怕著勢力,一絲也不動….…袁世凱就利用這個缺點演了一出大悲劇,其結(jié)果這缺點更膨脹了,就有了現(xiàn)在的局面??墒窃谶@樣一個時代之內(nèi),這局面是不能常的,所以才有了五四以后的幾個社會運動。五四運動可以說是社會責任心的新發(fā)明….…現(xiàn)在這個時代的第一曙光,還不在智覺的開展,就在這個。”最終的目標是把“以前的加入世界團體是國家的”,改變成“以后要社會的”加入世界。

[1]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45~357頁。

除《時代與曙光與危機》外,傅斯年在留學英國的途中,撰寫了《歐游途中隨感錄》[1],但只完成了“(一)北京上海道中”一小節(jié)。作者特別注明是離開北京到上海途中所寫,文中有“舟中寫下,自然沒有顧及文學的工夫”一語。這一節(jié)文字較《時代與曙光與危機》一文稍晚,基本上也是反省“社會”的問題,著重強調(diào)“個人運動”在“造社會”運動中的地位。他論述說:“社會是生成的,不是無端創(chuàng)作的,所以為謀長久永安、不腐敗的社會改善,當自改善個人始,忘了個人,就是一時改的好了,久后恐不免發(fā)生復舊的運動”。他又強調(diào):“我并不是說群眾運動不好,五四以后青年對于社會責任心(Social.Responsibility)何嘗不是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是民治國家所刻刻不可少的,但不要忘改造社會并不??咳罕娺\動。個人運動更是要緊,….…”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傅斯年在相當程度上受到李大釗所鼓吹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這可從早先的《新潮》上發(fā)表的《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一篇短文中看出,也可以從《曙光》一稿中所強調(diào)的,中國人和世界的人所受的苦痛壓迫,根本上由于資本私有制度,并想達到“資本公有的目的”等話語中看出。不過,整體看來,他只撿拾一些零星觀念,且這類觀點在留學歐洲后便不再出現(xiàn)。根據(jù)傅斯年北大同學毛子水的回憶,傅氏曾“自幸”不曾參加北大的社會主義研究會。對這一句話稍作推敲,便可推斷傅斯年在五四前后,曾一度被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念所吸引。他在以后的論著中,曾敘述他與共產(chǎn)黨人共事,所指主要是在北京大學期間,而此時,他的思想處于形成階段。從他的論著中可以看出,他這個時期思想比較激進,向社會主義思想、革命思想靠近是正常的,也可視此為他一再聲稱信奉自由社會主義的一個原因。

[1]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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