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學方法上，傅斯年力斥中國傳統(tǒng)的冬烘先生式的陳腐說教，摒棄一般國學大師那樣的高頭講章，把教育的重點放在培養(yǎng)學生獲取新知的方法和運用資料的能力方面，力求將學生引入學術(shù)研究的殿堂。他在講課的時候，特別強調(diào)學生做到兩個方面：其一，閱讀原始資料。他講《中國文學史》課時告訴學生，研習文學，“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看重了后來人的述說，批評，整理的著作，以及敘錄的通書，而不看重原書”［1］。只要能夠細心地讀一部古籍，就比讀一切近年出版的文學史著作都要好。他告誡學生不可把讀教師的講義代替讀專門的古籍資料，恰恰相反，教師講義的作用只是用來刺激學生讀原始資料。其二，學會思考問題。他說：我的“卮言日出”，非供諸君以結(jié)論，乃贈諸君以問題，有時或覺說的話仿佛徘徊歧路，毫無定見樣的，這正因為我們不便“今日適越而昔至”。且把一切可能的設(shè)定存在心中，隨時推端引緒，證實證虛。假如這些問題刺激得諸君心上不安寧，而愿工作，以求解決，便達到這講義的目的了。［2］

關(guān)于高等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傅斯年也提出了很有價值的看法。他說，現(xiàn)在凡是“一切在水平線上的國家”，無不“以大學為他的社會生命上一個重要機關(guān)”，主要原因在于：（1）在近代社會中，一個有用的人才，必須掌握一定的知識，這樣的知識不是每個人都能在社會上學得到的，在沒有走向社會之前就應進行系統(tǒng)的學習。（2）在近代社會中，一個工作有成效的人，必須有良好的品性，這也不是在社會上能夠自然養(yǎng)成的，須先在學校這樣一個“健康的自由的環(huán)境”中獲得。（3）在近代社會里，人們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故須有“專門的技能”，“大學正為訓練這種技能而設(shè)?！保?］

在傅斯年看來，高等學校的功能不僅僅在于向?qū)W生傳授文化知識，它要培養(yǎng)學生的品德和技能；教師要指導學生閱讀原始資料，教會學生學習的方法，啟發(fā)學生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從而達到培養(yǎng)學生素質(zhì)和能力的目的。傅斯年在上個世紀前期就提出了這樣的高校教學原則和學生培養(yǎng)目標，其遠見卓識的確讓人嘆服。幾十年來，我們一直提倡這樣的原則和目標，一直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其效果至今仍不盡如人意。重新審視教育先賢們的理論和實踐，對于我們的工作大有裨益。

1927年初，中山大學聘得魯迅、施存統(tǒng)、許德珩、容肇祖等知名學者。為了充實文學院師資隊伍，傅斯年又延聘吳梅、丁山、羅常培、顧頡剛等人前來任教。他還與朱家驊籌劃“一齊聘北大文理等科之良教授來此”，使他們既可免受軍閥政府之壓迫，又可開中山大學之風氣。他們派人去請馬叔平、李玄伯、丁山、魏建功、劉半農(nóng)、周作人、李圣章、徐旭生、李潤章等人，同時籌集了三萬元資金，準備給北大貧寒學生提供“貸金”，“請一切被壓迫之同學來?！保?］

由于傅斯年的努力，北方學者南下任教者甚多，其中何思源、趙元任、羅常培、汪敬熙、楊振聲等，都是留學歸國的知名學者，他們既熟翻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又系統(tǒng)接受了西方學術(shù)思想、理論和方法。傅斯年選聘教師，不重資歷而重實學，且遵循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原則，既聘掌握現(xiàn)代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的“新派學者”，也聘對于國學有造詣的“耆舊宿儒”。1927年冬，吳梅告假返里，處理家務，旋因交通困難，不便回校，乃辭去教職。次年暑假，傅斯年親自趕赴上海，欲聘請當代詞宗朱祖謀來文學院任教。當時朱氏年事已高，不便登臺講課，感此盛情，乃轉(zhuǎn)薦廣東新會人陳詢以自代。陳氏于詞作方面造詣頗深，素為朱氏所推重，然年近六旬，窮老鄉(xiāng)里，不為世人所知。傅斯年破格聘用，遂使陳氏入主堂堂大學之講臺，學界一時傳為佳話。

［1］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傅斯年全集》第一冊，（臺）聯(lián)經(jīng)事業(yè)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1頁。

［2］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傅斯年全集》第一冊，（臺）聯(lián)經(jīng)事業(yè)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5頁。

［3］　《中山大學民國十七年畢業(yè)同學錄序》，《傅斯年全集》第七冊，（臺）聯(lián)經(jīng)事業(yè)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86頁。

［4］　傅斯年：《致李石曾吳稚輝書》，《傅斯年全集》第七冊,（臺）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0年版，第1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