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歷史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一面安排出版《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周刊》、《民俗》周刊（由《民間文藝》擴充而來）、《語言歷史學叢書》，另一方面，積極進行考古調查、采集方音方言的準備工作。1928年4月初，有幾位瑤民來廣州，傅斯年聽說后，乃與顧頡剛、何思敬、史祿國（蘇聯人，時任中山大學人類學教授）同往造訪，詢問民俗及瑤族文字，并觀看他們跳舞。后來還曾派史祿國、楊志成等赴滇調查少數民族風俗，派容肇祖赴北路考察古物。同時派顧頡剛前往上海、杭州等地購買圖書，共購得書籍12萬冊，價值5萬6千多元，計有叢書150種，地方志600種，科舉書約600種，家譜約50種，考古學書約250種，近代史料書約800種，民間文藝約500種，民間信仰方面的書籍約400種，碑帖約3萬張。其中善本稿本甚多。

（二）建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27年初，隨著北伐戰(zhàn)爭的節(jié)節(jié)勝利，國民黨政府在南方的統(tǒng)治鞏固了下來，于是開始考慮發(fā)展文化教育事業(yè)，建立學術研究機構。1927年5月9日，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九十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6月，通過了蔡元培、李煜瀛、褚民誼等人關于成立中華民國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的提議。7月，國民黨政府頒布《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法》，明確規(guī)定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承國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國學術及教育行政事宜”［1］。大學院下設秘書處、教育行政處和中央研究院三個機構。10月，中華民國大學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長。根據大學院的組織條例，蔡元培聘請了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30余人，傅斯年為籌備委員之一。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會召開成立大會，通過了《中央研究院組織大綱》，確定設立理化研究所、地質研究所、社會科學（即社會學）研究所、觀象臺四個研究機構，待條件成熟后再陸續(xù)增設其他研究機構。

從中央研究院的下屬研究機構設置來看，它最初的研究方向偏重于自然科學方面。傅斯年認為，現代的歷史學、語言學與傳統(tǒng)的學術有根本的區(qū)別，它使用的是科學方法，是與生物學、地質學等自然科學相同的手段，它與自然科學的差別，僅在于學科的分工不同。就是說，歷史學、語言學可以建設得如同生物學、地質學一樣，成為一門科學。1928年1月，他極力向蔡元培陳述這兩項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建議在中央研究院中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2］同年3月，中華民國大學院批準了傅斯年的提議，聘請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常務籌備委員。

［1］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l34頁。

［2］　王懋勤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事表》引《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特刊》，臺北，196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