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天，學校組織下鄉(xiāng)勞動，我因患慢性肝炎不能去。時值父親要下鄉(xiāng)檢查工作，為了讓我有機會對農(nóng)村有所了解和接觸農(nóng)民，就帶我同去。沿途，父親除了到大田里去查看莊稼生長情況外，還在田間村頭與農(nóng)民談話，仔細了解農(nóng)民的衣、食、住、行情況。所到之處，均住在當?shù)乜h或地區(qū)招待所里，在招待所的食堂就餐。這些食堂都很小，只能放兩張方桌，飯菜很簡單。當?shù)馗刹砍齻€別陪同檢查工作而來不及回家吃飯的一起就餐外，沒有什么專門陪吃的人?；貋硗局?，父親饒有興趣地給我講解毛主席詩詞《游泳》。他告訴我，“才飲長沙水”，不是指長沙的水，而是專指長沙市郊一口井里的水；“又食武昌魚”也不是指武昌的魚，而是武昌縣一個水庫里的鳊魚。由于此處的水流很急，故這里的魚，肉質特別細嫩、鮮美，毛主席很喜歡吃。

父親還告訴我，毛主席喜歡湖北，每年至少到湖北來一次。主席在湖北期間，父親作為地方領導人，從未單獨宴請過他。相反，倒是有時開會開晚了，到了吃飯的時候，主席留他共餐。主席的飯菜也十分簡單，只有一點特殊，那就是每餐都少不了辣椒。

1963年，我進京讀大學以后，學校開展學習“九評”和防修反修大討論。當時學生思想十分活躍，圍繞著樹立什么樣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提出了各種觀點。我作為一個在比較單一的環(huán)境中長大的學生，面對這種五光十色的大學生活，真是眼花繚亂，不知所措。正好，此時父親來京開會，我將自己所有的疑惑向他傾訴。父親十分關心當代青年人的思想動態(tài)，不時提出問題，對一些細小的問題也問得很清楚。父親并沒有急于回答我的問題，而是讓我多聽、多想。直到他開完會臨回湖北之前，才鄭重其事地和我談了一次心。他從自己的童年一直講到參加革命，使我了解了許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父親告訴我，我們家祖上本姓趙，由于貧窮，家中孩子多，養(yǎng)不起，太爺爺把我爺爺送給一個沒有孩子的農(nóng)民家，自我爺爺一輩即改姓王。父親自小聰明好學，但因家貧，只讀到鄉(xiāng)師就輟學了。父親多次對家人講，要不是家里窮，我不是當數(shù)學家就是當藝術家。正是因為強烈的翻身求解放的欲望，促使父親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父親對我說，“命運”是唯心主義對人生的認識。從辯證唯物主義出發(fā)，人的一生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與偶然機遇的相結合。如果沒有日本侵華戰(zhàn)爭，我和你母親不可能追隨共產(chǎn)黨參加革命，日本的侵華戰(zhàn)爭這一大的社會必然，造就了成千上萬個革命者。至于我是否和你母親結婚，那就是必然中的偶然。沒有我們的婚姻，也就不可能產(chǎn)生你的存在。中國人民肯定要打敗日本侵略者，這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也只有在這個大前提下，你才有可能念大學。至于你是上清華還是上北大，那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青年人不應信奉“命運”，而應充分發(fā)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投身于三大革命實踐中去，干一番事業(yè)，塑造轟轟烈烈的人生。正是父親這一次談話，伴我走過了爾后到來的“文革”浩劫的艱難歷程。

父親于繁忙的公務中，仍擠時間給我寫信，記憶最深的有三次。一次是中學時，父親在北京開會期間，中央決定公開與蘇共的分歧，就是否堅持馬列主義等一系列重大意識形態(tài)問題與蘇共進行辯論。父親對黨中央在國際共產(chǎn)主義危重時刻，中國共產(chǎn)黨能堅持獨立自主，大無畏地高舉馬列主義大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英明決策由衷地擁護，并對前途充滿信心。父親就此給我寫了一封長信，還附了一首小詩，來抒發(fā)他的激動之情。

另一次是1965年，得知我被批準為中共預備黨員時又給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長信，抬頭第一次稱“曉平”同志。信中表達了父親對我的祝賀與鼓勵，要求我要樹立堅定不移地為共產(chǎn)主義奮斗終身的人生觀，嚴格要求自己，刻苦學習文化知識，作一個德才兼?zhèn)涞母锩影嗳恕?

第三次是“文革”初期。父親擔心我面對這么大的政治風雨會暈頭轉向，在毛主席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發(fā)表以后，正在養(yǎng)病的父親給我寄來一封信，叮囑我要經(jīng)受考驗，學會在大風大浪中游泳。特別囑咐我要牢記二條：一是堅持共產(chǎn)黨的領導，二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